>>> 2007年第5期
从明末两枚纪念币透析明亡之因及光、熹、思三帝之情
作者：王振华 郝福祥
【摘要】本文引证史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订了明朝末年的两枚钱币，认为“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是熹宗为纪念其父光宗而补铸的，“天启通宝”背“十年”钱则是思宗在继位三年之际，为悼念亡兄熹宗而铸的纪念币。这两枚钱币诠释了光宗、熹宗、思宗之间的父子、兄弟亲情，同时也折射出明亡前后神宗怠政与宦官肆虐的历史片段。
数年前偶然翻阅马定祥先生批注的《历代古钱图说》明代部分，发现一枚“泰昌天启”合号合背小平钱（图一），制作尚工，文字端正，正面“泰昌”对读，“天启”横读，钱背“天启”对读，“泰昌”横读。笔者对此钱之铭文深感好奇，似乎从中捕捉到泰昌、天启年间的片段史影。无独有偶，近日又集得一枚独特的“天启通宝”背“十年”精制大钱（图二），黄铜质，真书对读，直径5.92厘米，穿径0.7厘米，厚0.56厘米，重111克。据摊主言此品为花钱，然而所谓花钱必有花纹图案、吉语祝辞，但此钱皆不具备。更耐人寻味的是，币文正面为“天启通宝”，背面却铸“十年”。众所周知，天启年号仅存七载，又何来“十年”之说？是铸者笔误，还是别有寓意？故有探讨之必要。
据两钱之形制、尺寸、重量及币文揣摩，又结合明末史料所载，可以断言，其绝非一般市面流通之货币，而是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纪念币。现诠释如下：
一、 关于“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
“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的出现，要从“泰昌”、“天启”年号的由来说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朱翊钧死，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史称光宗，但他在位仅一月即遇害身亡，未及铸钱。其16岁的儿子朱由校仓促即位，改元天启，史称熹宗。他为祭奠父皇，于当年12月下诏补铸“泰昌通宝”年号钱，这种情况为明朝历代所罕见。据统计，除建文、洪熙两朝是否铸有年号钱尚有争议外，其他如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诸帝皆未铸年号钱，一律沿用前代货币。即使铸有年号钱之诸帝，亦非如历朝新君改元登基伊始即铸年号钱，如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年）才铸“永乐通宝”年号钱，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八年（1433年）铸“宣德通宝”年号钱，明孝宗朱樘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铸“弘治通宝”年号钱，明世宗朱厚于嘉靖六年（1527年）铸“嘉靖通宝”年号钱，明穆宗朱载于隆庆四年（1570年）铸“隆庆通宝”年号钱，明神宗朱翊钧也是在万历四年（1576年）才铸“万历通宝”年号钱的。这种不铸或晚铸年号钱的现象在有明一代是相当普遍的，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明熹宗朱由校，他一反明代诸帝之常态，不但一即位改元即铸年号钱，且下令与其父泰昌的年号钱同时开铸。这一超乎寻常的举措，想来绝非为货币的短缺而补铸，其中必有缘故。尤其是“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父子年号同铸于一币之上，与一般合号合背钱在意义上有极大之不同，且两面币文安排不同，如正面直读，则背面必为横读。这种位置的变化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寓意，笔者认为这似乎与光宗、熹宗父子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皇太子的地位、身份是何等的显赫、尊贵，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对于明朝的这位第十四代皇帝朱常洛而言却并非如此，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明神宗在太后宫中对地位卑微的宫女王氏的一次偶然临幸，便衍生了这条小生命，故朱常洛一出生便有了皇长子的名份。但3年后，为神宗终生宠幸的郑贵妃又生了皇次子朱常洵，他的降生给朱常洛带来了厄运。郑贵妃恃宠欲谋夺皇长子的嗣位权，神宗也意在常洵，但又碍于明朝“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若无子，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度，便以种种借口拖而不立。众臣担心皇帝“废长立爱”，纷纷进言要求早立东宫，自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86～1601年）进行了长达15年的“立储之争”，才迫于众议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洛30多年来是在莫可名状的歧视、苦涩与惶恐中度过的，最后虽被立为太子，但随时还要提防来自郑贵妃势力的明枪暗箭。就是在光宗即位的前后，发生了明朝离奇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前两案都将矛头直指朱常洛，使他在即位后仅一个月即因进红丸而遇害，故称“一月天子”。在此一月之中，他针对神宗年间的时弊，在大臣们的帮助支持下，做了三件为人称道的大事，即免矿税、饷边防、补官缺，从而显示出明代帝王中少有的通情达理与仁慈宽厚的秉性。
由于其父苦涩的一生和尴尬地位，作为皇长孙的朱由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跟其父一道饱尝人间的冷暖与辛酸。按明制，皇长孙的降生乃天下大事，其命名、册封、教育、婚娶均应由皇帝决定，而神宗除了“以原孙生诏告天下”外，其他事一概搁置不闻不问，特别是至死未按常规立朱由校为皇太孙，只是在临终前吩咐关照及册立皇长子，并言皇长孙以尽早上学读书为宜。也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然此时的朱由校年已16岁，距其被架上皇帝的宝座仅有一个月零几天，岂不为时已晚。试想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让一个不识几字、毫无驾驭社稷能力、在宫中只知挥斧弄锯热衷于木工制作的大男孩去执掌大明帝国的方向盘，岂不是和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明不亡何待？
然而，父子共同的苦难经历让熹宗对铸行年号钱十分关注，他明白，只有通过补铸“泰昌通宝”年号钱和“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才能使后人得知其父的政绩与恩泽。今天，我们也恰恰是通过对熹宗补铸的这两种年号钱的分析，才从中见证了光宗、熹宗的父子情义。正如丁福保在《古钱大辞典》下册第301页《酌中志》所言：“世庙神庙，享国年久，鼓铸嘉靖、万历钱流行甚广，惟光庙在位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号，尚未及铸钱，遂分铸与天启钱并流，同使民间睹泰昌而堕泪者。”由此说来，熹宗朱由校虽然是个极不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个合格的孝子。
二、关于“天启通宝”背“十年”钱
提及此钱，曾有人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天启十年，所以一听便知是赝品，更何况泉家钱币谱录上也无载。然而岁月的流逝，随着大量古钱币的出土、传世钱的发现及收藏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所谓的“异钱”似乎应该重新审视，越是谱录缺载之品，专家判其“伪”者，越是有研究探讨的必要。关于钱币的考证，马定祥先生在《“飞龙进宝”析》一文中谈到钱币的有考无考问题时，提到泉界前贤尝称：“化无考而为有考者泉中上品也。泉虽掷地有声，究不能言，物待有人代其言之，安能再起古人而问耶。”通过对古钱币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做多角度的探索与考证，与历史吻合的即是真钱，与历史相悖的则属伪钱，这是古钱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争辩的共识。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天启通宝”背“十年”钱做深层次的考证。
笔者以为该钱非赝品，它是崇祯皇帝继熹宗位后，谦以接替皇兄代为执掌江山社稷的名义，在继位三年之际，为悼念亡兄而铸的纪念币。“十年”乃祈祷祝福之语，崇祯三年意味着天启七年之延伸，故曰“十年”，恰为整数，又象征事物的圆满，从而表达崇祯皇帝思念熹宗泽惠于己的手足之情。何以有此推论，试从三个方面剖析：
1、从该钱币之品位、规格与书法艺术看
此钱制作精良，缘廓规整，内穿中间微凸，重量超过熹宗时期所铸的镇库钱，恰为111克，应是寓意着崇祯帝与天启帝之间深厚的兄弟情义。该钱之铭文一扫明代年号钱面文刻板之书风，“天启通宝”四字虽大小不一，然错落有致，运笔不凡，沉稳刚劲中透有灵气，绝非一般书者所能为，无疑是崇祯朝翰墨名家所题。而泉界一致认为，凡赝品之文字无超越真品者。一般鉴别真伪，不仅观文字是否与谱录相同，如果铭文不相上下，当以版别不同论之，而笔力技法相去甚远，则要从有无书法艺术价值的角度审视之。凡做伪之文字均有模拟之痕，看上去呆滞无神韵。众所周知，做伪者皆以赢利为目的，以谱录所载标价高者为逐利对象，焉能高价聘请书法名流与能工巧匠为之题写与模铸，更不会盲目去伪做名不见经传的“天启通宝”背“十年”大钱了。故此品非私铸之赝品，应是为纪念某人某事而官铸的钱币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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