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唐广阿明府渤海高公历代记》考释
作者：冯金忠 杨月君
碑刻详细罗列了高自高祖灵之后的世系，远及七代，兼及各房，但叙述颇为枝蔓混乱。为了直观起见，其世系情况可表示为：
高灵、高麟史书没有记载。《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记载有高庄、高汶、高、高浔。现对此加以考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一高庄，曾任左骁卫将军，为北齐赵郡王高之后裔。祖父正初，隋任左金吾卫郎将。父翰，常州长史。其子武光，官至晋州刺史。而《历代记》中的高庄，父为高簪，父子二人均没有入仕。很明显，《新唐书》与《历代记》中的高庄并非一人。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高汶，字鲁昌，其父为高殷，兄弟为高济。而《历代记》中的高汶为高庄之子，不幸早夭，有兄弟浔、等人。因此，《新唐书》与《历代记》中的高汶也非一人。
《新唐书》卷177有高传，云为高之子，第进士，唐咸通末为礼部侍郎，后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为昭义节度使。《旧唐书》事迹略同。《历代记》中的高则为高灵之子，官至成德节度押衙，显见也非一人。
再看高浔。《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云高浔唐末为昭义节度使，军乱被逐，贬端州刺史。这与《历代记》中的高浔“任职广川”、后终于镇府的事迹全不相合，显见也是同名异人。
虽然《历代记》中诸人史书都没有记载，不能与史书进行印证，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历代记》文字朴质，“直而不华”，铺陈其事，不事雕琢，也许在文学艺术性上差一些，但蕴含的信息却是很丰富的。其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记》可以丰富中国古代碑刻的类型。
我国古代碑的名称出现甚早，先秦时史籍中已经有碑的记载，《礼记·祭义》云：“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檀弓》：“公室视丰碑。”不过当时的碑是木质的，上方有一圆孔，是立于宗庙祠堂门口用来栓系祭祀用的牲畜，或立于墓穴四角上用来下棺的，与后世的碑不同。刻文纪事之碑始于东汉，汉末以后蔚然成风，渐居石刻文字之主体。
碑的类型从名称来看，林林总总不下十几种，大致而言有墓志铭、神道碑、功德碑、塔铭、经幢、造像记、家庙碑、游览题记碑、记事碑（例如重修碑记）等等，但“历代记”这种碑刻类型是很少见的，不仅唐、五代的河北地区，就是从其他时期的全国范围来看，也是极为少见的。
二、《历代记》是研究渤海高氏乃至唐末五代门阀士族的重要资料。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对渤海高氏的世系有较集中的记载，惟由于时代所限，仅局限于唐代，对唐后期的情况则言之不详。《古今姓氏书辩证》在世系上基本沿自二书，局部有所订正，但内容没有大的补充，渤海高氏五代时期的世系仍付诸阙如。当然，唐末五代时期也有一些关于渤海高氏的墓志碑刻等，但言及世系，多不过三代，像《历代记》这样追溯至高祖，各房不管有无任官，官职是否显赫，巨细无遗，详细罗列，是极为罕见的，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渤海高氏的认识。
《历代记》类似于家谱和家状。据《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由于事关仕途和婚姻，上至官府下至门阀士族都很重视家谱的修撰，谱学在社会上一度是显学。唐代虽然门阀制度已经式微，士族失去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华门贵胄已经不能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仅凭门第阀阅就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了，但门阀制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门阀士族已经衰亡，且门阀观念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亘唐之世，门阀观念的流风余韵仍深入人心，长期存在于各个阶层[1]。五代后唐时高仍要命人撰写《历代记》，“纪七代祖之勋烈，冀后世子孙而识之”，自高祖而下各房巨细无遗，详细罗列，这正是当时门阀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唐末中原板荡，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典籍簿状等大量毁于战火。高置身乱世，“属世凌夷”，他“于营（？）勒石”，“俾盛业殊勋弥光于金石”，将《历代记》形诸碑刻，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兵火之灾的破坏，以流传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历代记》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唐末五代这段纷扰动荡的历史。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升温，对名门大族的研究蔚然成风[2]。高路加先生著有《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3]一书，对渤海高氏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高先生主要采择于正史、族谱和口碑材料，但对碑刻墓志材料利用不够。如果能对像《历代记》这样的碑刻材料尽可能地搜集整理，相信渤海高氏的研究会更厚重，立论会更扎实。
三、《历代记》成于五代后唐，但仍使用武周新字，这在全国碑刻中是较为少见的。
我国古代皇帝改朝换代，建立新朝，为了强调受命于天，往往改正朔，易服色。武则天以女后临朝，更是热衷于此。她频繁改元，旗帜改从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诸司官名等等，不一而足。改创新字，也是其诸多变制中的一环。《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条云：“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由于武则天命人所作、收录有所有武周新字的《字海》已经失传，因此武则天所造新字的数目历来众说纷纭，有8字、12字、14字、16字、17字、18字、19字、21字诸说。比较公认的字有15个左右，即天、地、日、月、星、年、正、臣、载、初、授、证、圣、国、人。《历代记》中有两处“人”作“”，为武周新字无疑。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唐中宗复辟，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国号为唐，下诏：“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
事。”[4]随着武则天统治的终结，武周新字自然被废除了，它在全中国通行了约15年。
全国各地发现的有武周新字的实物材料并不罕见，例如广东湛江苹塘镇谈礼村龙龛岩有《龙龛道场铭并序》，镌刻于圣历二年（699年），内有武周新字10余个。昆明安宁县王仁求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碑文中也有武周新字。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使用武周新字的。湛江、昆明、敦煌等地在唐代地处边陲，这些地方也使用武周新字，反映出当时武周新字是流传很广的，从时间上看，它们多成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或统治结束不久。至于《历代记》成于后唐时，距离武则天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200多年，民间仍然在使用书写很不便的武周新字则是很罕见的[5]。
应指出的是，《历代记》只是个别字采用武周新字，根本不成系列。某字在碑刻中或作武周新字，或作通行字，显得比较随意，如“人”字，有的地方作“人”，有的地方则作“”。如碑文中“夫人安氏，有子四人”，“有子二人”，都写作“人”，为通行字，而“为人刚毅，有先人之风”，前一人作“人”，后一则作“”。一些学界公认的武周新字，如国、载、天、地等，碑文中则均作通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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