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唐广阿明府渤海高公历代记》考释

作者:冯金忠 杨月君




  《历代记》还提到了高洪。高洪,《后汉书》无传。《魏书》有一高洪,卷54《高闾传》云,闾父为洪,字季愿,陈留王从事中郎。闾贵,乃赠宁朔将军、幽州刺史、固安贞子。但这一高洪无论时代和官职均不合,显然并非一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均提到了高洪,惟记载十分简略,只提到他东汉后期官至渤海太守,因居渤海县,自此后世子孙定居于(又作、条)。《历代记》又有高洪曾任御史大夫的记载,以史实揆之,似乎并不可靠,因为东汉并无御史大夫之名。御史大夫,秦始置,为丞相之副贰,协助丞相处理全国政务,而以监察、执法为其主要执掌。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名大司空,列位三公,号称宰相,但备位而已。东汉称司空,参议朝政,职掌土木工程,不复领御史,掌监察。魏晋南北朝也不复置。《历代记》关于高洪任御史大夫的记载很可能为杜撰。退一步说,他可能曾任司空,所谓御史大夫是依照唐制进行比附的结果。
  碑刻详细罗列了高自高祖灵之后的世系,远及七代,兼及各房,但叙述颇为枝蔓混乱。为了直观起见,其世系情况可表示为:
  高灵、高麟史书没有记载。《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记载有高庄、高汶、高、高浔。现对此加以考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一高庄,曾任左骁卫将军,为北齐赵郡王高之后裔。祖父正初,隋任左金吾卫郎将。父翰,常州长史。其子武光,官至晋州刺史。而《历代记》中的高庄,父为高簪,父子二人均没有入仕。很明显,《新唐书》与《历代记》中的高庄并非一人。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高汶,字鲁昌,其父为高殷,兄弟为高济。而《历代记》中的高汶为高庄之子,不幸早夭,有兄弟浔、等人。因此,《新唐书》与《历代记》中的高汶也非一人。
  《新唐书》卷177有高传,云为高之子,第进士,唐咸通末为礼部侍郎,后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为昭义节度使。《旧唐书》事迹略同。《历代记》中的高则为高灵之子,官至成德节度押衙,显见也非一人。
  再看高浔。《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云高浔唐末为昭义节度使,军乱被逐,贬端州刺史。这与《历代记》中的高浔“任职广川”、后终于镇府的事迹全不相合,显见也是同名异人。
  虽然《历代记》中诸人史书都没有记载,不能与史书进行印证,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历代记》文字朴质,“直而不华”,铺陈其事,不事雕琢,也许在文学艺术性上差一些,但蕴含的信息却是很丰富的。其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记》可以丰富中国古代碑刻的类型。
  我国古代碑的名称出现甚早,先秦时史籍中已经有碑的记载,《礼记·祭义》云:“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檀弓》:“公室视丰碑。”不过当时的碑是木质的,上方有一圆孔,是立于宗庙祠堂门口用来栓系祭祀用的牲畜,或立于墓穴四角上用来下棺的,与后世的碑不同。刻文纪事之碑始于东汉,汉末以后蔚然成风,渐居石刻文字之主体。
  碑的类型从名称来看,林林总总不下十几种,大致而言有墓志铭、神道碑、功德碑、塔铭、经幢、造像记、家庙碑、游览题记碑、记事碑(例如重修碑记)等等,但“历代记”这种碑刻类型是很少见的,不仅唐、五代的河北地区,就是从其他时期的全国范围来看,也是极为少见的。
  二、《历代记》是研究渤海高氏乃至唐末五代门阀士族的重要资料。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对渤海高氏的世系有较集中的记载,惟由于时代所限,仅局限于唐代,对唐后期的情况则言之不详。《古今姓氏书辩证》在世系上基本沿自二书,局部有所订正,但内容没有大的补充,渤海高氏五代时期的世系仍付诸阙如。当然,唐末五代时期也有一些关于渤海高氏的墓志碑刻等,但言及世系,多不过三代,像《历代记》这样追溯至高祖,各房不管有无任官,官职是否显赫,巨细无遗,详细罗列,是极为罕见的,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渤海高氏的认识。
  《历代记》类似于家谱和家状。据《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由于事关仕途和婚姻,上至官府下至门阀士族都很重视家谱的修撰,谱学在社会上一度是显学。唐代虽然门阀制度已经式微,士族失去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华门贵胄已经不能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仅凭门第阀阅就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了,但门阀制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门阀士族已经衰亡,且门阀观念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亘唐之世,门阀观念的流风余韵仍深入人心,长期存在于各个阶层[1]。五代后唐时高仍要命人撰写《历代记》,“纪七代祖之勋烈,冀后世子孙而识之”,自高祖而下各房巨细无遗,详细罗列,这正是当时门阀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唐末中原板荡,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典籍簿状等大量毁于战火。高置身乱世,“属世凌夷”,他“于营(?)勒石”,“俾盛业殊勋弥光于金石”,将《历代记》形诸碑刻,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兵火之灾的破坏,以流传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历代记》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唐末五代这段纷扰动荡的历史。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升温,对名门大族的研究蔚然成风[2]。高路加先生著有《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3]一书,对渤海高氏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高先生主要采择于正史、族谱和口碑材料,但对碑刻墓志材料利用不够。如果能对像《历代记》这样的碑刻材料尽可能地搜集整理,相信渤海高氏的研究会更厚重,立论会更扎实。
  三、《历代记》成于五代后唐,但仍使用武周新字,这在全国碑刻中是较为少见的。
  我国古代皇帝改朝换代,建立新朝,为了强调受命于天,往往改正朔,易服色。武则天以女后临朝,更是热衷于此。她频繁改元,旗帜改从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诸司官名等等,不一而足。改创新字,也是其诸多变制中的一环。《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条云:“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由于武则天命人所作、收录有所有武周新字的《字海》已经失传,因此武则天所造新字的数目历来众说纷纭,有8字、12字、14字、16字、17字、18字、19字、21字诸说。比较公认的字有15个左右,即天、地、日、月、星、年、正、臣、载、初、授、证、圣、国、人。《历代记》中有两处“人”作“”,为武周新字无疑。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唐中宗复辟,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国号为唐,下诏:“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
  事。”[4]随着武则天统治的终结,武周新字自然被废除了,它在全中国通行了约15年。
  全国各地发现的有武周新字的实物材料并不罕见,例如广东湛江苹塘镇谈礼村龙龛岩有《龙龛道场铭并序》,镌刻于圣历二年(699年),内有武周新字10余个。昆明安宁县王仁求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碑文中也有武周新字。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使用武周新字的。湛江、昆明、敦煌等地在唐代地处边陲,这些地方也使用武周新字,反映出当时武周新字是流传很广的,从时间上看,它们多成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或统治结束不久。至于《历代记》成于后唐时,距离武则天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200多年,民间仍然在使用书写很不便的武周新字则是很罕见的[5]。
  应指出的是,《历代记》只是个别字采用武周新字,根本不成系列。某字在碑刻中或作武周新字,或作通行字,显得比较随意,如“人”字,有的地方作“人”,有的地方则作“”。如碑文中“夫人安氏,有子四人”,“有子二人”,都写作“人”,为通行字,而“为人刚毅,有先人之风”,前一人作“人”,后一则作“”。一些学界公认的武周新字,如国、载、天、地等,碑文中则均作通行字。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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