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唐广阿明府渤海高公历代记》考释

作者:冯金忠 杨月君




  武周新字在五代时期的民间仍然在使用,充分反映了武则天时期对全国的控制是相当有力的,政策贯彻是很成功的,其影响延及后代;另一方面,从武周新字只是零星使用,根本不成系列来看,又说明了它只不过是人们记忆的残留而已。《历代记》中武周新字的价值似乎更在于方法层面上,它提醒我们在利用武周新字进行断代时要慎重,虽然武周新字是断代的重要依据,但不能绝对化,不能发现有武周新字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武则天时期的或是唐代的。
  四、《历代记》在典章制度方面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
  首先,高灵可以补充《唐刺史考全编》[6]的漏载。唐后期河北藩镇陷入割据,几乎形同化外,而史籍中关于此时期河北的材料十分缺乏,这成为制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瓶颈,碑刻等实物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据《历代记》,高灵曾为成德军马步军使,后改任冀州防御使和赵州刺史。成德镇为唐代河朔三镇之一,治所为镇州,《历代记》中所谓的“镇府”即指镇州,冀州和赵州都是成德镇的巡属。高灵始任赵州刺史的时间不详,由于他长庆四年(824年)卒于任上,其在任时间当为元和末至长庆间。《唐刺史考全编》中赵州刺史从穆宗至宣宗是一个空白,而高灵正好可以补上其中的一个缺环。
  再则,《历代记》对认识唐后期防御使和刺史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防御使全称为防御守捉使,《旧唐书》卷38《地理志》云:“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事实上,防御使出现甚早,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此时就已经出现了防御使之名。但此时期防御使的设置并不普遍,只是局限于某个边疆地区,其广泛设立还是在“安史之乱”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为阻止叛军,诏令诸州地当要冲者均置防御使,当时河南、河东、河北、关内、山南、剑南等地均有设置。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在战局趋于好转的情况下,代宗下诏停诸州防御使,但不久又在部分地区恢复。从史籍记载来看,防御使有两类,一类为都防御使,相当于藩镇,但地位较低。一类为州防御使。本文探讨的就是这一类。州防御使的地位也较团练使为低,一般为刺史的兼职,很少有并置者,即使有单称刺史者,也往往是“某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的省称。《历代记》云高灵曾任冀州防御使和赵州刺史,高麟曾任赵州防御使。刺史和防御使对举出现,说明刺史和防御使确实存在并置的情况。高灵可能并不兼任赵州防御使,而高麟也不兼任赵州刺史。但是其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从现有材料来看,“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诸州包括赵州刺史多兼团练使,例如《常山贞石志》卷10《李宝臣碑》,碑阴题名有“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常卿权知赵州刺史兼本州团□守捉使上柱国段庆”。很明显,“团□”为“团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高灵和高麟时期,赵州团练使是降格为防御使,还是在刺史兼团练使的情况下,另外单置防御使?难以考知,姑且存疑。
  高麟任成德军左袖,“左袖”显然为藩镇职官,史书不见记载,碑刻文书材料中也仅此一见。到底是《历代记》书写之讹误,还是实有其官,难以断定。
  五、《历代记》对于反映唐末至五代的河北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安史之乱”后,河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的军事化和职业军人集团的形成。这些职业军人集团从成分来看,既有相当数量的内迁胡人,也有汉人,在汉人中还包括一部分当地的世家大族。
  河北自北魏以来曾是士族高门的聚集地,著名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都出自河北。唐代大量士族离开原籍,播流到各地,建立新贯,特别是向两京集中最为突出,毛汉光先生将其称之为“士族的中央化”。迁徙过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从北朝开始,几乎贯穿唐代的始终,但最大的迁徙风潮是在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到“安史之乱”前基本完成[7]。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士族房支留在了原籍,在藩镇中任职,杜牧所作的《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的卢生即为一个有名的例子。卢生名霈,“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8]从《历代记》来看,渤海高氏也是如此。其成员任职情况可见附表。
  按:武强,唐曾属深州,后属冀州。信都属冀州。真定、平山属镇州。元氏、昭庆属赵州。以上均属成德镇。长河属德州。广川为旧称,即长河县。汉广川县,属信都国,后废,隋于旧广川县东80里置新县,寻改为长河县。渤海县,不见于唐,盖为五代所置。《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滨州”条云渤海初属棣州,后周时改属滨州,为滨州所治。而《历代记》则云属沧州。长河、渤海也属河北道。巨野,唐属郓州,在河南道。而据《历代记》,巨野五代后唐时属汶阳。汶阳,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宁阳东北,北魏移至今泗水县北,隋开皇初废。唐初复置,不久又废。《新(旧)五代史》中屡次提及汶阳,盖五代时复置,又升为州。当然,由于唐末五代诸州、诸镇辖境屡有伸缩,变化很大,以上所言不过为大概情形,具体到某一时段可能有所变化。
  从高氏诸房的任职情况来看,他们都在地方任职,特别是集中于本镇成德镇,而到中央担任朝官的一个都没有,至河北以外藩镇任职的也不多见,仅有一例(即高任巨野县令)。这显示出唐末及五代时期河北社会强烈的地方化倾向,也与“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有关。
  《历代记》涉及的历史时段较长,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以上列举的不过是其中的数端。至于文中所反映的河北政区变化及政治军事斗争(如“广川之难”等),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再详述了。
  
  (本文在碑刻录文过程中得到陈瑞青先生许多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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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业师宁志新:《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河北学刊》2002年5期。
  [2]例如专著有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世家大族几乎都有人论及。
  [3]高路加:《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旧唐书》卷7《中宗纪》。
  [5]孙继民先生提示笔者,在河北永年县出土的一方后周显德时期的墓志中也有武周新字,为“年”、“月”、“日”3字。此墓志情况详见孙继民、马小青所撰《大周秦府君墓志初释》,刊于《唐研究》第8卷。
  [6]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上海书店,2002年。
  [8]《全唐文》卷775。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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