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明镇国将军张贵墓志再考释

作者：马顺平　穆朝娜

　　墓志中说张贵“宠遇之隆，古今无比”，虽为过誉之词，但从他先后统领京营与亲军卫的经历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张贵先后担任过幼官营坐营官、府军前卫指挥佥事、舍人营坐营官，幼官是指公、侯、伯子弟，舍人指卫所中世官子弟，幼官营和舍人营是未来武官的储备所，张贵以指挥佥事的职衔来掌管二营的操练，显然是很受信任的。府军前卫是皇帝亲军卫之一，掌“轮番带刀侍卫，统领幼军”[20]，其职责更是显贵。但是墓志中所记张贵先后担任幼官营和舍人营坐营官，也与明朝制度不符。明朝一般将二营合称为幼官舍人营，设坐营官一员[21]，墓志中却将二营坐营官分列，这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或许是制度的一种变通形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张贵死后埋葬在位于“顺天府大兴仰山”的祖茔中。需要注意的是明朝的大兴县是顺天府的附郭县[22]，即今天的朝阳区北辰路一带的奥运公园附近，与现在的大兴县方位不同。
　　通过以史籍文献与墓志相对比，可以看出该墓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一，钦天监占士的提法不见史载，有助于增加对钦天监内部人员构成的了解；二，翰林院梁士英不是进士出身，说明尽管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但成化初年翰林院还是有像梁士英这样的非进士出身人员，他们并未被排挤出翰林院；三，记载了官书中无确切记录的宣德五年北征沙漠之役；四，对正统十三年麓川之役有补充；五，记载了幼官营与舍人营分别设立坐营官，这与明朝的制度规定不同，提供了一个具体制度在实行中变通的实例。总的来说，张贵墓志铭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的一些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是值得刊布考释的。
　　此外，同样收入《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中国科技新馆工程考古发掘报告》一文，刊有张贵父亲的灵牌，释为“故考封昭男将军张公神主”[23]，经与原作者探讨，系绘图误作，应为“故考封昭勇将军张公神主”，此封号符合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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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华：《中国科技馆新馆工程M22出土明镇国将军张贵墓志考略》，载《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53～462页。
　　［2］录文依据《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第464页所附原碑文拓片。
　　［3］参见明天顺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公署》，三秦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第210页。明代东海中千户所即今连云港市所在地，距东海县约百里。
　　［4］《明会典》卷223《钦天监》，中华书局排印本，1989年，第1103页。
　　［5］《明史》卷70《选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701～1702页。
　　［6］明代制度“凡进士登科，立石题名于国子监”，参见《明会典》卷221《翰林院》。明代国子监的题名碑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参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献征录》卷7《隆平侯张信传》，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
　　［8］明代山阳县为淮安府府治所在地，即今江苏省淮安市，参见［3］，卷13《淮安府》，第207页。
　　［9］同［4］，卷118《兵部一·官制》，卷122《兵部五·诰敕》，第613、629页。
　　［10］《明史纪事本末》卷21《亲征漠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335～336页。
　　［11］《明宣宗实录》卷65，宣德五年五月戊寅条。
　　［12］明朝所谓的“征沙漠”，是专门针对蒙古而言。曲先等青海羁縻卫所，明朝将它们归入“西番”之中。
　　［13］同［10］，卷30《麓川之役》，第453页。
　　［14］《明英宗实录》卷164，正统十三年三月壬寅条。
　　［15］张贵女婿靖远伯王，即王骥长子，袭其父伯爵。参见［7］卷9《兵部尚书靖远伯王公骥神道碑铭》。
　　［16］同［10］，第455～457页。
　　［17］同［3］，卷87《孟养军民宣慰使司》。
　　［18］同［3］，卷87《南甸宣抚司》。
　　［19］《明英宗实录》卷175，正统十四年二月乙巳条。
　　［20］同［4］，卷228《上二十二卫》，第1122页。
　　［21］同［4］，卷134《京营》，第685页。
　　［22］同［3］，卷1《顺天府·大兴县》。
　　［2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24、451页。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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