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略论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作者：杨新改
新洞内发现有大量灰烬，还有烧过的朴树籽，没有发现鬣狗粪，说明曾长期作为人类的居穴。动物化石中，多见生活在茂密杂草中的啮齿类，也有一般活动于树林和灌木丛中的犀、象、熊、猞猁、猕猴等。结合孢粉分析，可知当时气候温暖，附近为多树的灌木草原。值得注意的是，新洞中发现有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烧骨，或许是人类捕猎的对象，说明其狩猎能力比北京人有所提高。而大量小型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极可能同新洞人选择其作为食物来源有关。
马家坟遗址发现石制品26件，分石核、石片和石器3类。原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主要采用锤击法，偶尔使用砸击法；石器均为石片加工而成，以小型为主。石器特点与华北的许家窑、东谷坨、峙峪等遗址接近，是一种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工业[13]。虽打击方法与北京人流行砸击法不同，但石器类型、尺寸、加工技术均与前者有联系，和晚期的山顶洞人石器也有关系，实际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半壁店遗址发现有2米厚的灰烬层，出有烧骨、烧石等。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山顶洞人文化为代表。该时期文化遗址已扩展到北京全境各区县，除山顶洞外，至少还有19处，引人关注者当数东城区的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
山顶洞遗址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顶，紧邻第一地点，1933～1934年进行了发掘。山顶洞由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组成。接近洞口的上室较为宽阔，有烧过的灰烬，可能是住宿的地方。下室狭小阴暗，集中摆放着人骨，人骨旁边有不少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还有不少装饰品，当为有意识的埋葬，或者就是当时的墓地，也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墓地[14]。据碳十四、热释光、氨基酸外消旋法测定，动物化石的综合年代为距今18300～10500年，堆积年代为距今29000～10000年。山顶洞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以后，气候总体上向干冷方向转变。山顶洞发现有果子狸、猎豹等代表温暖气候的哺乳动物，可能反映了从间冰期向寒冷的末次冰期的过渡。在附近树林中还有赤鹿、斑鹿、野猪，草原上有野马、羚羊，并有鬣狗在夜间出没。
所发现化石包括完整的三个头骨和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代表8～10个人的个体。其中一例男性超过60岁。这三个完整头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态。魏敦瑞认为，101号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像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则为原始蒙古人种；102号女性头骨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103号女性头骨则与爱斯基摩人类型相似。由此他推测说，这些山顶洞人是外地迁来的居民，由于受到当地原始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因此和后来的中国人没有继承关系[15]。裴文中早在1952年就提出，山顶洞的三个头骨基本属同一人种，彼此的差异是未分化未定型的表现[16]。吴新智后来对这三个头骨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魏敦瑞过分强调了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实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性，如头骨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整个面部在垂直方向上具有中等程度的突出，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有上颌圆枕，颧骨位置较垂直且较向前突出，铲形门齿等，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共有的原始特征，有的与现在的蒙古人种接近，因此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种[17]。他们之间确实也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与现今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相近，或许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与北京直立人相比，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增加，平均1393.3毫升，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之内；脑内动脉分支也与现代人接近，说明智力发达程度已同现代人接近。伴随着这一变化，使颅骨变高、厚度变薄，头骨最大宽度上移，额部丰满，眉弓变矮，吻部后缩，牙齿变小，颏部突出，男性身高1.74米，女性1.59米，高于北京直立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前有十分显著的进步。山顶洞的石器仍属小石器传统，但石器种类更加多样化，有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或钻等。这时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骨角器的大为发展。山顶洞的带穿骨针、刻纹鹿角等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掌握了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于石器制作方法的专门工艺。尤其骨针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可以用兽皮缝制原始衣服，对人们抵御酷暑严寒，以及培养人类特殊的服饰文化有重要意义。这时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多种装饰品的出现。主要有表面稍经磨平的穿孔石珠、表面打磨并涂朱的穿孔砾石、齿根部位对穿的穿孔兽牙、穿孔青鱼眶上骨、穿孔海蚶壳、刻纹鸟骨管、鱼脊椎骨等。这些装饰品多发现于人骨化石附近，当属随身的佩饰、坠饰类，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有明确的爱美观念，注意自身的装饰打扮。以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将装饰品染红，或撒在尸骨旁，说明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红色，这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遍现象。除赤铁矿易得外，可能又有驱逐野兽的作用，或者竟与鲜血、与人们的生死观有关。这些都意味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有很大提高。海蚶壳的发现表明其活动范围更远达海滨。
1996年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施工现场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遗迹，碳十四测年为距今24030±350年。发现有2000余件遗物，1000多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以及石锥、石钻、刮削器、雕刻器等小型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以锤击法为主，仍以石片石器为主，作为主体的刮削器以向背面加工为主。骨制品400余件，有骨核、骨片、骨器，有些骨片上有人工刻划或砸击的痕迹。还有木炭、烧骨、烧石、灰烬，以及大量牛、马、鹿、兔、鸵鸟等动物的化石[18]。这可能是一处人类临时活动的营地，是在北京平原上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活动遗迹。从石器看，与山顶洞石器特点基本一致，与北京人石器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肯定应当是后来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不排除与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直接关系。
四、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东方文化的起源
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能人，距今已有250万年左右的历史，在全世界仅分布在东非。距今200万年以后，能人可能最早在非洲进化为直立人[19]，并进而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欧亚大陆[20]，因此现在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非洲是人类的共同起源地。但也有学者仍坚持多地区起源说。按照前一种流行的说法，北京人所代表的东亚直立人的祖先自然也应当在非洲。但不容否认的是，北京人的确有不同于欧洲、非洲地区直立人的特点，最显著者是铲形门齿的存在。甚至比北京人还早的元谋人也具有铲形门齿特征。这既可能是直立人在亚洲适应环境长期演变的结果，也不排除独立起源的可能性。新洞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结合中国其他地方同时期的人类化石，知道其总体比北京人进步，脑容量变大，智力有较大发展。中国境内的早期智人和直立人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铲形门齿等特征继续保持，但并不能肯定北京地区的早期智人和直立人之间就一定存在直接关系。山顶洞人是华北晚期智人的代表，其脑容量已在现代人的脑量变异范围之内，表明原始的蒙古人种已经形成，铲形门齿等特征显示出其与当地的早期智人甚至直立人之间应存在某种关联。但根据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证据，全球现代人都是距今15～20万年左右的一个非洲“夏娃”的后裔，人类存在第二次“走出非洲”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的最早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在距今50000～37000年之间[21]，这个理论有可能基本站得住脚，不过必须进行适当的修正。或许晚期智人到达东亚后，与当地的早期智人进行了血缘上的较多交流，才能够使铲形门齿等特征得以延续下来，但这一点暂时还不能得到分子遗传学的支持[22]。总结起来看，直立人和现代人有不同时期都起源于非洲的可能性，但尚不能成为定论；而中国境内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句话说，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成应当有北京人等东亚早期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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