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略论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作者：杨新改
【摘要】北京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从早期的北京直立人、中期的新洞人文化，到晚期的山顶洞人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之久，绝对年代约从距今60万年延续至距今1万多年。北京旧石器时代文化始终以小型石片石器为特色，反映出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草原－森林环境下猎取动物的经济方式。早中期文化和晚期文化间差异虽较显著，但也明显存在联系，北京直立人应当对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有过一定影响。
北京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于1927年对周口店的发掘，曾发现有极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遗存，以后又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1990年以来还在周口店地区之外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旷野遗址或地点43处：平谷区12处，密云县3处，怀柔县10处，延庆县8处，门头沟区8处，东城区和西城区各1处[1]。本文以考古学发掘资料为基础，重点讨论北京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经济方式和传承关系，兼及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东方文化的起源问题。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周口店北京直立人文化遗存为代表。此外还在密云县北部山区发现有黄土梁旧石器地点[2]。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的龙骨山上，属于洞穴遗址。最早由瑞典人安特生发现，1927年正式组织发掘，一直持续到1937年。解放后又多次进行发掘。从1929年由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开始，先后共发现6个较为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头骨碎片、下颌骨、肢骨和牙齿化石等，总计203件，代表着40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与人类化石伴出的石制品数以万计，伴出的动物化石有100多种。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发现的资料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直立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3]。
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达40米，可分13层，显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堆积。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等多种方法测试，文化层年代距今60万年至20万年[4]。人类主要活动于三个时期，每一期可能还有几个小的活动期，各期之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因此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就一定是此前居住在此洞穴的北京人的直接后裔，更不能以已经发现的40多个个体去估算当时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5]。在北京人所跨越的几十万年的漫长时期内，曾经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回都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寒冷的冰期，而有人类活动的上文化层、下文化层和表层都大致处在间冰期内。间冰期时比现在略微温暖湿润一些，大致相当于现在淮河流域的温带气候。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有着较为一致的特点，表现为颅盖低平，前额后倾，颅骨较厚，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稍向后弯曲，眶上圆枕与额鳞之间有明显的宽沟。头顶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大致属于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颏，下颌骨粗大且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有铲形门齿。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计算出早期发现的5个头骨平均脑容量为1043毫升，1966年在第3层发现的属中年男性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1140毫升，形态也更为进步。吴汝康认为5个成年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88毫升。这些人类化石最早被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由于属直立人范畴，故后来正式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又称“北京猿人”。它明显比蓝田人进步，属于晚期直立人。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可推算出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1.52米，稍矮于山顶洞人和现代中国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死亡年龄在14岁以下，50～60岁者仅1人。有趣的是，就现有研究来看，北京人的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略微进步。这可能与肢骨过于简单而难以细致比较有关，也可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镶嵌”现象。曾经流行的说法是与直立行走和劳动有关，是“劳动创造人”的证据[6]。实际上最早人类的起源可能主要是环境改变的结果，与劳动不见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北京人制造石器的原料主要是脉石英，其次为水晶、砂岩和燧石，制作方法主要为砸击法和锤击法，可能用过碰砧法，而且注意对不同石料用不同的打击方法。砸击法作为主要打片方法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砸击而成的石核、石片就占到一半左右，加上脉石英作为主要原料，构成北京人石制品的主要特色。石器个体普遍偏小，也有少量大型石器；种类以刮削器最多，占三分之二以上，其次为尖状器，其他还有砍砸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等。这些石器有三分之二以上为石片石器，多从劈裂面向背面单面加工，并有很多没有经过二次加工就直接使用的石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用砸击法制作的大量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7]。按照三期的分法，早期石器原料中砂岩重要，锤击法多于砸击法；如果有碰砧法，则主要存在于此期；产品粗糙，石片粗大，主要为刮削器和砍砸器。中期石英增加，砸击法超过锤击法，石片石器、刮削器增加，砍砸器减少，新出端刃刮削器，石器逐渐小型化。晚期石英更多，质量更高，水晶、燧石等优质石料增加，砸击法和石片石器占绝对优势，刮削器、端刃刮削器更多，小型尖状器数量大增，新出技术先进、形态成熟的石锥。总体来看，北京人对石料的有限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产品的质量，造成耗料甚大，次品率高，成品率低；打制技术也为不修理台面的原始技术，故石片多不定型[8]。作为主要种类的刮削器稳定性不够，加工比较粗糙，有一定的原始性。密云黄土梁地点的石制品与北京人早期的石器接近。
与石器伴出的还有很多破碎的兽骨，不排除个别曾用作骨器，但绝大多数应为当时敲骨吸髓所致。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内还发现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以及木炭、被烧过的石头、鹿角、朴树籽、紫荆木炭块等，个别层位的灰烬厚达数米，表明北京人已经学会控制用火。美国学者路易斯·宾福德等否定周口店的发现是人类用火的结果，证据不足，不能成立[9]。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可能尚不具备成堆的灰烬所显示的保存火种的能力。有了对火的控制，可极大增强御寒和抵御猛兽的能力，还可以熟食、照明，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质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北京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100多种，仅哺乳动物化石就有90多种，代表性的动物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猕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被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现已绝种的占63％，其年代相当于更新世中期。这些动物化石能够存在于洞穴中应有多种情况。如食草类动物既可能为北京人的猎物，也不排除是食肉动物拖入洞中；食肉动物不少可能为曾经在此穴居的动物，如中国鬣狗。食草动物中数量最多的肿骨鹿、葛氏斑鹿、野猪等可能为北京人的主要狩猎对象，甚至可能存在不同季节猎取不同鹿类的现象。共存的鸟类化石共62种，多经火烧，应为北京人的重要猎物。森林中的第三纪残留动物剑齿虎可能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动物，还有一般的豹、虎、棕熊、狼等。草原上则奔驰着三门马、羚羊、肿骨鹿。边缘性生态环境、多种动植物资源，为北京人提供了良好的可以长期居住的理想生境。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新洞人”文化，是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在周口店第15地点、第22地点[10]和房山半壁店附近[11]，也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还有可能属中期的旷野遗址或地点18处，分布在平谷、怀柔、延庆、门头沟各区县，重要者有平谷马家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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