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
作者：宋 蓉 滕铭予
第一，商王墓地M36、M49都出土了形制相同的蟠螭纹镜，以细密的云雷纹作地纹，主体纹饰为首尾环绕的变形蟠螭纹，镜缘较窄并略向上翘起。这种铜镜继承了战国铜镜的风格，广泛流行于西汉早期，故这两座墓葬所出的AbⅠ式壶的年代也可确定在西汉早期。另外个别年代明确的墓葬，也为推断部分器物的年代提供了参考。如：临淄大武齐王墓，墓主是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刘襄在位10年，死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35]；济南腊山汉墓的墓主是列侯夫人，下葬年代在西汉早期。大武墓所出的罐与AⅠ式罐形态类似，腊山汉墓的随葬陶器中包括了AaⅠ式壶和CⅠ式罐[36]。因此AⅠ、CⅠ式罐和AaⅠ式壶的年代也可确定在西汉早期。通过以上类比分析，可以确定AⅠ、CⅠ式罐和AaⅠ、AbⅠ式壶的年代均在西汉早期。
第二，AⅡ式罐与CⅡ式罐共出，以这组陶罐随葬的女郎山西坡M2还出土了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草叶纹镜，这种铜镜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的武帝时期[37]，因此可将AⅡ式罐、CⅡ式罐的年代大致确定在西汉中期。此外，以CⅡ式罐随葬的青州戴家楼M69还伴有星云纹铜镜，连峰式钮，圆钮座，其外是小乳钉与曲线连接而组成的星云纹带，这种风格的星云镜是由西汉早期的蟠螭纹镜发展而来，出现并流行于西汉中期；以AⅡ式罐随葬的女郎山西坡M15还伴出有五铢钱，其“五”字竖划均较缓曲，“铢”字金头为 “△”形，与武帝时期铸造的三官五铢铭文风格相同[38]，由此也印证了与其共出的CⅡ式罐、AⅡ式罐的年代；以AcⅡ式壶随葬的女郎山西坡M6、西坡M13都伴出有五铢钱，西坡M6出土的五铢钱，“五”字略显消瘦，两竖向中间略靠拢，“铢”字金头三角锐长，与昭帝“元凤四年造”钱范的文字相似；西坡M13出土的五铢钱，其“五”字两竖划间距稍宽，且左右渐平行，“铢”字金头呈“△”而锐尖，与宣帝“地节二年”钱范的文字相似。由此可推断，AcⅡ式壶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另外，商王墓地M12出土的日光镜，镜缘较窄，钮座外也以窄素缘作装饰，是山东地区西汉中期常见的铜镜风格，故可以此判断与其共出的AbⅡ式壶的年代为西汉中期。通过以上分析，可将AbⅡ、AcⅡ式壶以及AⅡ、CⅡ式罐的年代大致确定在西汉中期。
第三，以AcⅢ式壶随葬的女郎山西坡M11，伴出有铭为“见日月之光象夫光明”的铜镜，铭文笔画圆曲，中间常以“の”等符号间隔，这种风格的铜镜常见于山东地区西汉晚期墓葬。由此可以将AcⅢ式壶的年代大致确定在西汉晚期。以BⅢ式壶随葬的潍坊后埠下M10伴出的五铢钱，其“五”字上下两端明显放宽，两竖划较平行，且更曲，形成两个对头炮弹形，钱文风格类似元帝“建昭五年”钱范。平阴新屯M2也随葬有类似风格的五铢钱，故可推断与其共出的BⅢ式壶、AaⅢ式壶的年代大致也在西汉晚期。通过以上分析，可将AaⅢ、AcⅢ、BⅢ式壶的年代大致确定在西汉晚期。
第四，通过上文典型器物形态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同型器物各式别间存在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因此通过与同型器物内已判定年代的其它式别的比较，可以确定剩余器物的年代。综合以上类比分析，可以将部分典型器物分为三组，如下表（表一）。
通过以上对各组共存的铜镜、钱币的分析以及与年代明确的同类器物的比较，表一中所示的三组可以看作是连续发展的三期，各期的年代分别相当于西汉的早、中、晚三期。各期特征如下：
第一期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中最常见的是A型罐和Aa、Ab、Ac型壶。其中A型罐的上腹部常有刻划的文字或图案。共出的铜器多为铜镜、带钩等生活用品。铁器数量极少，主要是刀、剑等兵器。
第二期墓葬形制仍为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的器型更加丰富，新出现了D型罐，同时第一期流行的B型罐数量明显减少。个别墓葬中出现了铅釉陶器。共出的金属器与第一期类似。
第三期墓葬形制与前两期相同，随葬陶器中已不见B型罐，其它类型的陶器继承了第二期的风格并有所发展。共出的金属器与前两期类似。
2、组合关系明确的器物
典型器物中的C型Ⅳ-Ⅴ式罐，Aa型Ⅳ-Ⅵ式、Ab型Ⅳ-Ⅵ式壶以及尊之间多有比较稳定的共存关系，可以据此将不同型式的器物分成三组，分组情况如下表（表二）。
据器物形态的演变，表二中所示三组为依次发展的三段，各段间的差异均较明显。综合考虑其他共出器物的特点和变化，可以将这三组看作依次发展的三期。有证据显示，表二的三组器物总体上晚于表一的三组（详下）；同时，器物形态演变的连续性又说明了表二与表一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故表二的三期应是紧接表一之后的四、五、六期。各期特征及年代推定如下：
第四期随葬品种类和器形变化很大。前三期流行的A、B、D型陶罐已不见，新出现了尊。壶保留了Aa、Ab型，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口部变成盘口，圈足明显增高。此外出现了少量的铅釉陶器、白陶罐。伴出的五铢钱，五字交叉笔画弧度较大，类似烧沟汉墓中的Ⅲ型五铢[39]。另外墓葬形制方面，除了前三期一直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外，这一期出现了带横向墓道的单室或多室砖室墓、砖石混筑墓。由此可推知，第四期大致相当于东汉早期。
第五期带横向墓道的砖室墓数量增多。随葬品中铅釉陶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有楼、连枝灯、灶、磨等各类模型明器以及盘、奁、耳杯等生活用品。其它器物继承了第四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共出的铜器中出现了灯、熨斗等日常生活品。伴出的铜镜铸造略显粗糙，常见的柿蒂纹镜和长宜子孙镜都是山东地区东汉中期流行的铜镜。考虑到其与前一期的承继关系，此期大致相当于东汉中期。
第六期墓葬形制多为带横向墓道的砖室墓。随葬陶器中C型、D型罐消失，其它器物皆承继了第四期的器型风格。伴出的五铢钱铸造粗糙，钱文中“朱”字上、下部均较方折，与烧沟汉墓中的Ⅳ型五铢类似[40]。此外还有部分磨郭五铢。商王墓地M85出土的神兽纹镜与广州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ⅪⅩ②式神兽镜相同[41]。由此推知，第六期大致相当于东汉晚期。
二、文化因素及文化面貌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在随葬品方面阶段性特征明显，这些特征和变化的出现可能与这里文化因素构成的特点和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节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个方面探讨该区两汉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并分析此种文化面貌的形成原因，以了解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时期文化赖以成长的历史环境。
（一）墓葬形制分析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流行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盛行在墓底留生土二层台或开凿壁龛（图三，1）。这种形制的墓葬普遍流行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西汉初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了竖穴椁墓向横穴室墓的转变[42]。这里作为战国齐国的中心，文化上留下了齐文化深深的烙印，两汉时期流行这种墓葬形制应是本地区战国时期齐文化竖穴墓的沿用。如章丘女郎山东坡战国时期墓M7、M16、M17均为竖穴土坑墓，并在墓葬一角的墓壁上开凿壁龛放置随葬品（图三，4）[43]。故可将其视为“本地战国文化因素”，称为甲组。
东汉早期，该区出现了带横向墓道的砖室墓或石室墓（图四，1），这种墓葬形制在西汉中晚期就在河南、长安周边、华北地区广泛流行。进入东汉以后，它成为各地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44]。故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称为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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