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
作者：宋 蓉 滕铭予
该区绝大多数中小型墓葬随葬陶器数量较少，组合简单，仅随葬二三件罐或壶，且罐、壶很少共存（图三，2、3）。同时期其它地区最常见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如与其相邻的临沂地区[45]。此外，在关中、洛阳、湖北、岭南地区的西汉墓葬中也能见到这种陶器组合，如西汉龙首原汉墓[46]、洛阳邙山西汉墓[47]、荆州高台秦汉墓[48]。该区战国墓葬的随葬品也较简单，仅二三件，或壶或罐或豆，只是壶、罐的形态和汉代墓葬所出有较大差异，如长清小范庄M15、章丘女郎山东坡M7（图三，5）。故可将这种以简单的壶或罐随葬的现象视为是对本地区战国传统因素的继承，归入甲组。
用尊、壶、耳杯、盘、奁、灯、熏炉、罐等日用器和井、灶等模型明器随葬是东汉中期之后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图四，2～9）。东汉时期，各地墓葬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这种生活日用器与模型明器的组合在洛阳、陕县、广州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均能见到，并且同类器物形态类似，如洛阳烧沟汉墓[49]、陕县汉墓[50]、广州汉墓[51]。故可将其归入乙组，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铅釉陶是西汉中期之后非常流行的一类随葬器物，在西北、华北、以及秦淮以南的汉墓中均能见到以这类器物随葬的现象[52]。山东中北部地区西汉晚期以后出现的釉陶壶，其胎质、釉色及器形都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墓葬所出同类器近似，如平阴新屯M2东∶3与西安陕西交通学院M79出土的釉陶壶（图四，10、11）。故也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归为乙组。
（三）甲乙两组的关系及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主要包含了两种文化因素：本地区战国传统因素以及汉代墓葬共性因素。甲乙两组文化因素都包括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方面，其流行时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甲组因素贯穿两汉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在西汉时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乙组因素至西汉晚期才初露端倪，并且仅是极个别的现象，如平阴新屯M2随葬了铅釉陶壶，但采用的仍是竖穴土坑的墓葬形制。乙组因素的广泛流行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与此同时甲组因素仍占一定比例，特别是在规模小、葬具仅为一棺的小型墓葬中，甲组因素所占的比例仍大于乙组因素。
凡此种种都说明，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现出了浓厚的本地传统色彩和保守性，东汉中期以后其地域特征才逐渐淡化。
（四）文化面貌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将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的文化特征和阶段性变化概括为：第一，总体上，文化面貌统一，传统色彩浓厚；第二，东汉中期之后，汉代墓葬共性因素不断增多。而以上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这里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山东中北部地区自西周以来就是齐文化的中心。这里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有地方性差异，但共性是主要的[53]。汉高祖六年封刘肥为齐王，都临淄，此处又成为汉初齐国的中心。齐国是汉初分封的最大诸侯国，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经济发达，在西汉初中期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能正是因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使这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自己地区的传统。与此同时，汉帝国经历了200余年的统一，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经 “光武明章之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得以强化，中央王朝对地方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东汉中期之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形态等方面出现的众多超越地域的共同因素，可能即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文化方面的体现。
三、结语
通过对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墓葬的讨论，本文主要得到以下认识：
（一）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时期中小型墓葬的随葬器物相对简单，以壶或罐为主要随葬陶器，而极少见到同时期其他地区常见的鼎、盒、壶、罐的组合。
（二）根据典型器物的组合及形态变化，该区两汉墓葬可分为六期，分别相当于西汉的早、中、晚期和东汉的早、中、晚期。
（三）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特点，可将该区两汉时期中小型墓葬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大致分为两组：甲组，本地战国传统因素；乙组，汉代墓葬共性因素。甲组因素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占有绝对优势。乙组因素的流行主要出现在东汉中期之后。
（四）该区文化面貌呈现出的特征和阶段性变化与其成长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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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3］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化旅游局：《山东淄博市徐家村战国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1期。
［4］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下文商王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报告。
［5］［43］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绣惠分队：《章丘女郎山战国、汉代墓地发掘报告》，载《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150～178页。下文女郎山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报告。
［6］王思礼：《山东章丘县普集镇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6期。
［7］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张庄汉代墓地发掘简报》，载《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7～313页。下文济南张庄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简报。
［9］［36］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潍坊后埠下墓地发掘报告》，载同［8］，第234～286页。下文后埠下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报告。
［1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潍坊会泉庄遗址发掘报告》，载同［8］，第119～132页。下文会泉庄汉墓所出器物均出自此报告。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青州市戴家楼战国西汉墓》，《考古》1995年12期。下文戴家楼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简报。
［1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凤凰台遗址发掘》，《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181页。
［1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寿光县三元孙墓地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2期。下文三元孙墓地所出器物均出自此报告。
［15］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3期。
［1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长清小范庄墓地发掘简报》，载同［8］，第287～296页。
［17］淄博市博物馆：《山东淄博张庄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8期。
［18］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黄土崖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6年10期。下文黄土崖汉墓所出器物均出自此简报。
［19］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考古》1989年11期。下文青龙山汉墓所出器物均出自此简报。
［20］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闵子骞祠堂东汉墓》，《考古》2004年8期。下文闵子骞东汉墓所出器物均出自此简报。
［21］姜建成等：《山东青州市冢子庄汉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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