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作者：沈国凡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有着充分创作自由的青年作家们，也许很难理解阿垅的这种心情。可是，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这场政治风暴的老人，作为一名参加过对于这个案件有关情况的调查和审讯的一个当事人、亲历者，读着这些诗句，总是止不住要落泪!
正是这样的一个阿垅，所以胡风才对他坚信不移，在他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能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的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详况告诉组织上的……肯定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据胡风的女儿晓风后来回忆，据她所知，阿垅曾经给中共和解放军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这其中包括：
——在1933年或是1934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转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据王增铎同志介绍，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那里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作贡献的。
三、胡风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陈焯；阿垅说：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1947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震旦大学任教的贾植芳回到自己的住地时，被国民党抓捕。胡风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四处打听，想法营救。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阿垅。公安部后来查获胡风在1947年9月26日从上海寄给阿垅的一封信，胡风在信中写道：
……就是陈卓，他去年做过北平警局长的。望马上找他相托，至褥。直兄消息全无。但我担保他毫无此种姻缘，此点可向陈报告。我疑为寄居他家之小女人(近来彼此闹翻)所为，一则以上信所说学生事，一则一直为文人，如此而已。请陈马上进行(疑在中字处)，让他们回来，万一困难，也得先让太太回来，一家庭妇女，留之不放，可笑之至。
胡风在信中所说的“陈卓”，即是陈焯，原北平警察局长；“直兄”，指的贾植芳；而“中字处”，则是指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的简称。贾植芳被国民党逮捕，胡风写信请阿垅帮助营救，可以看出胡风与阿垅交往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人民日报》将胡风与阿垅的这种关系后来解释为：“胡风发现贾植芳在一九四七年因误会被国民党逮捕。误捕的原因，据胡风在给阿垅的另一信中说，是因为贾植芳住的地方，他‘住进去之前有几个学生住过。他尚用他们用过的信箱。’胡风写信给阿垅，要阿垅去找陈焯，向陈‘报告’，胡风‘担保’贾植芳同革命‘毫无姻缘’。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的亲密关系。”
本来面对国民党的黑暗势力，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朋友又是进步人士，被《人民日报》编者这么一“拔高”，事情的性质当然就变了。
1947年9月28日，胡风再次给阿垅来信，报告了新的消息：
直兄太太昨天回来了，有电话来，只是他们房子住过学生的事情，陈来电证明就可以回来云。她当然要直接找人求陈，你们那边如果关系好，也可催促，我以为愈快愈好，免得梦多。……
这封信里的“陈”，当然仍是指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焯。在这封信里，胡风再次催促阿垅，让他找人跟陈焯联系，好让陈焯尽快地释放贾植芳。
又过了两天，也就是1947年10月1日，胡风再次给阿垅来信，向他谈了自己去看望贾植芳的夫人任敏之后的一些情况，并再次催促阿垅帮助找人。看得出来，胡风对这件事情是很急的，而且对阿垅也抱着很大的希望。
信中同时谈到了些国民党特务方面的问题：“……昨天去看了任敏。情况当然而毫无严重之处 (就是学生一事情)，(他们对他很客气)，不知能否马上回来。那是中字方面的，她在这里找同方面的人。”胡风在这封信里暗示阿垅，只有请中统方面的人帮忙，才可以尽快地使贾植芳获得释放。但是，阿垅并不认识陈焯，因此也就未去找过。
胡风和阿垅何曾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在若干年后却被人硬将他们与从未见面、也未曾有过来往的国民党特务陈焯联系起来，成了他们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有力罪证，使他们有口难辩。
胡风和阿垅在他们的交代材料中对于这一点进行了一再地解释和说明。胡风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陈焯，要是认识，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去，还要那么远的写信去求阿垅?
阿垅则用事实说明真相：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说明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