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作者：沈国凡
笔者在参加“胡风专案”时，也曾对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表示过怀疑，也曾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处理过一些被初定为“胡风分子”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叫人佩服阿垅的胆量和见识，从胡风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事情的发展正为阿垅所言中。但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大地，被“胡风反革命集团”烈火点燃了，狂热而愤怒的人们有多少能够理解阿垅的话?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直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才得到予以澄清。
公安部的报告中称：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1954年，全国知识界开始展开对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而在此之前，通过首先批判阿垅的一些文艺观点，对胡风的一些文艺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阿垅也许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于是便于1954年11月15日写信给胡风，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封信后为被公安机关查获，阿垅在信中写道：
……运动是长期的，将有一年到两年。各方面地清算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在文艺方面也如此开始。
因此我感到，关于“日程”，首先得求得一个理解，然后进行才行。两个要点：既不能和总的步骤矛盾；也不能被烟雾蒙蔽而耽误问题的提出。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
如果和总的步骤有矛盾……人们当然不能说不对。不过会使事业受到别的阻碍的。
如果被蒙蔽于烟幕，而耽误问题及时的提出，也会有同一结果，使事业受到阻碍。
要了解研究情况，
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而定我们的步骤。
刘兄也许有帮助。
这封信件，也许这就是后来被认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秘密联系的证据，这封信里所说的事情，，大概只有胡风本人才能看明白。这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给予了“放大”，成了一条严重的“反革命”罪状：
“日程”指胡风集团在文化界批判胡适期间的活动计划。在这个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面前，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遇到了困难。他们憎恨这个斗争，把这个斗争说成是“烟雾”、“烟幕”，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斗争。因此，阿垅为胡风献计：“要了解研究情况”、“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而定我们的步骤”，意思是，要在表面上顺着这个斗争形势乘机向党进攻。
“刘兄”是指卢甸。这时卢甸来到北京，帮助胡风策划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些解释之后，接着而来的编者按语，更是将胡风与阿垅的关系书写得“入木三分”：
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与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与困难”吗?
报纸上的语气是强硬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回答是肯定的——提出“矛盾与困难”的阿垅，肯定不是人民中的一员了，因为照编者的说法，人民是不会有“矛盾与困难”的。他早就被划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了与胡风一伙的人，这个关系难道还一般吗?既然阿垅与胡风是这么的一种关系，首先开展对于阿垅的批判，对于胡风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垅的事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才判刑，判了12年。
两年后的1967年阿垅病逝。他未能看到胡风事件和自己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