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
作者：安淑萍
7月31日张面见蒋，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对此深表惋惜，并安慰张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在内地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蒋果不食言，在他的关照下，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临时大学，同年10月1日在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同享国立大学待遇，张再也不用四处为大学的经费“求告”化缘了。
张伯苓定居南渝中学的教工宿舍“津南村”后，蒋介石得讯曾前往拜访张，还参观了南渝中学。蒋赞扬道：张先生在抗战期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如此完备的学校；为国家培育人才，令人尊敬。这是蒋第一次看望张。
1938年8月10日蒋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共进午餐，陈布雷做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 8万元的决定。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从这次武汉之行也可看出，张的募捐对象已经从民间转向军政当局，他的办学基础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影响他后期政治态度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盛情难却 步入仕途
1938年6月q6日蒋介石提名张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7月，张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改变了他早年对严修“一生不做官，专心办教育”的允诺。然而他在副议长这个职位上干得并不顺利，仅在黄炎培日记里就有两次这样的记载：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两仪街20号召开，议长为汪精卫，张伯苓为副议长，致词颇多失礼，闻者不满”。
“1939年元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召开，新议长蒋介石，参议员代表、年长者胡元侠宣读黄炎培前日所起草之欢迎词，副议长张伯苓致词，甚失当，此君总是如此，真无如之何”。
在参政会的代表中曾流传着“张伯苓牛马不辨”的笑话：有一次张主持参政会，一位姓马的代表传递纸条要求发言。张接过纸条一看，可能是产生了联想，于是大声宣布：下面请牛代表发言。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依当时的习惯是在“某代表之后要加上其名或字，或雅号”，例如：请牛代表玉山发言，是指牛玉山。而张的宣布不但姓氏搭错，而且名则无所指。幸亏有人及时为他纠正，才避免了一场尴尬。事后他想起来也大笑不止。
他在主持参政会时，以南开校长的习惯打断别人的发言或随便诘问，引来众人的不满。邓颖超就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发言指责他：“校长，请您注意，这是参政会，不是南开!”后来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还说：在参政会上就是邓颖超敢顶我。至此，张深受蒋“礼遇”之累，感慨颇多。但作为此时的他，也只能这样“累”下去。正如他的学生周恩来所说：“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政治工作。”
国民参政会的首任议长是汪精卫，汪出逃越南后，议长职位空缺，国民党内争相窥视。蒋经过再三思考，决定自任议长，其他党派对此颇多指责。恰在此时，张向蒋发出贺电，祝贺他“当选”，意在为蒋解围，得到蒋的“嘉许”。
1942年2月13日，张拜会蒋，为抗战胜利后的南开复校经费问题与蒋洽商。蒋仍表示：有中国即有南开1 3月27日蒋批准拨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费10万元。不久，张再次申请追加。7月，蒋指令追加补助费10万元。
对蒋这次拨款的回报，张虽是精心安排，却略显“措置不当”，且有过分“奉承”之嫌。
1942年8月，蒋所著《中国之命运》出版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张在家中召集南开教务主任喻传鉴和几位高中的语文教师座谈。张问教师：你们看了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了吧?教师们没有说话，张似乎不高兴，随即把这本书夸奖了一番。教师们仍然没有什么表示。张又问喻：咱们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送他们每人一本，我看选上几段当课本讲怎么样?教师们还是不说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事后一位教师说：这类政治人物的政治文章，不论是词语写法，还是段落编排，以及文章内容，都不适合作为教材。其实张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他也未必真要这样做来贻误他的弟子，因为他相信蒋会很快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他的目的。
1948年3月原考试院院长、58岁的戴季陶“因年老不能视事”坚辞去职(戴曾多次向蒋提出辞职不获)。蒋电邀72岁的张伯苓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张已经吃够做官的“苦”和“累”，再也不想做官了，蒋仍按自己的意愿礼遇他，再三电邀，并电令杜建时相机劝驾。张对杜再三恳辞说：“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可是杜仍三天两头到张宅反复劝说却无效果。不久陈布雷驰电曰：“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在无奈中复电：“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就是这个“不忍”二字，再次将他“累”入违心之境。张任考试院长后，有人喜欢，有人惋惜，有人反对。校友会会长严子亨坚决反对，曾多次劝张不要去南京。在张上任前，许多学生都来挡驾，黄钰生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指蒋)还能以您一个人的力量，去挽回颓局吗?”张只是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我就去跑一跑吧!”到这时他实在是言不由衷，行不由思了。
据说张伯苓在就职仪式那天，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走到台上，把扇了一摇，对下面的人说：“兄弟对这项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副院长(贾景德，阎锡山派系的干将)管理。”说完就下台走了。
从1931年蒋、张第一次见面，到1948年张出任考试院院长，蒋蓄意拉拢，刻意培植达17年，才达到最终目的。但他就任时的这番讲话，肯定不会使蒋满意。
由补助经费 到关心生活
蒋对张的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参观，5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不一而足，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大学了。张也经常理直气壮地向蒋提出补助南开经费的要求。
张伯苓因病人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蒋偕杜建时前来探望。杜建时曾有文忆述，记载甚详。
1944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授予张一等景星勋章。4月5日为张70岁寿庆，在此前一天蒋赴“津南村”为张祝寿，并发表演说“希望中国的学校都能办得像南开这样好”。还赠送手书的条幅“南极辉光”，以示“优遇”。
张听说孔祥熙也得过同自己一样的病，是在美国得到根治，于1945年12月，令长子张希陆访问孔祥熙，探问在美治疗情况。孔很快将此事告知蒋，蒋表示同意张赴美治病，并赠1万美元。张在美国治疗期间，洗澡不甚跌倒摔伤。蒋得知又捐5000美元治疗费，同时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代表前去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