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

作者:安淑萍




  1945年8月,南开大、中两校面临北迁复校的诸多问题,张两次致函蒋,就天津的敌占校舍、经济损失、经费补助等项恳求蒋。8月14日张给蒋的呈函中表示:“伯苓年事虽高,仍当竭其全力重建南开,以符为国育才之私衷。”蒋接呈函后批与文官处“可与商改国立”,后经教育部研究批复:拨30亿元,用于西南联大搬迁,其中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1946年4月教育部根据蒋的旨意,明令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这是张没有想到的,也是极不情愿的,他不忍心亲手所树的南开大学,就这样由教育部去随便的“国立”了,许多南开校友也为之惋惜。但是偏偏有人“安慰”张,说这是教育部为张解除了他多年来四处募捐的苦劳。他是笑也笑不起,恼也恼不得,只有叹息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为自己解除给南开拨款批示的“苦劳”。两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都对张绕过教育部,直接向蒋申请经费补助表示不满。朱更是直接提示蒋:国体之教育制度不能因一人之私谊而偏废。蒋默然,无言以对。一开始,蒋还把张的经费申请在行政院的会议上要求通过,后因蒋不满教育部的巧妙为难,索性直接下令拨款。从公理说,既然南开大学经费完全出自公款,改国立顺理成章。否则,蒋不知会为张的经费补助,申请指示多少次,他也不可能为此继续得罪国民党内的两大主要派系。
  张伯苓对于蒋这次拨款的最好回报,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时,联合胡适等200多人,提交了推举蒋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议案。
  
  因时而做 因事而为
  
  张回报蒋的方法常常是因时而做,因事而为,十分得体。其中一项是维护政府的各项政令、举措。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筹集军费,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南开都认真开展。本来南开校园里的募捐就非常多,到重庆后更是有增无减。其中上规模的1940年有两次,1941年有两次, 1942年有4次,1943年有3次,1944年达到高潮。除了为学校的募捐之外,还有什么“节约储蓄竞购大会”、“竞购战时公债”、“慰劳湘鄂抗战将士”、“七七献金”等不一而足。如此频繁,近乎于“滥捐”的程度,使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都麻木了,校友会几乎变成一架募捐机器。有些捐款虽然没有直接使南开受惠,但是为学校博得政府好感,也拉近了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促使政府增加对南开中学的公款补助:从1938年起教育部每年补助5万,四川省每年补助1.2万。1940年8月起,教育部的补助增加到7万。1942年重庆社会局每年补助1.5万元。这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对私立学校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张伯苓的另一种回报方式,是劝说他的学生接受蒋的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间怨声载道。这些现象通过学生直接反映到校长这里。但张伯苓认为,国,民党政府还是比北洋政府好一点。每当有学生同他说起这些,他就以此对比进行劝说,这一点也是蒋最初能够拉拢张做官的基础。
  ‘1948年5月,有一次杜建时同张伯苓闲谈起政局形势说:现在国共打得很厉害,国军装备虽好,但在各战场均不能取胜,东北方面已岌岌可危,去年魏德迈来津很露骨地表示不愿意支持蒋主席,政府前途恐怕麻烦很多。张却开导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都好,总得一点一点地好。”
   南开各校先后有几万学生,如果他们都接受了校长的这种宣传,蒋就达到了目的。因此,蒋对于张的这种回报,十分满意。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