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作者：黄禹康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此信在一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心系知青“告御状”领袖复信天下扬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遇到的）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这些问题不解决）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而下。李庆霖这位小学教员的信，深深打动了曾经也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仓后街上商银行风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花用，现如今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泽东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文革时代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泽东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4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参谋长李××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恩来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小学教师成红人 好景不长入监狱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昔日—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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