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想念八十年代的书桌
作者：朱健国
好久不见的朋友王石，新出了一本小说集《不可告人》，2002年7月的一天，他从黄鹤楼来到深圳，于是相约闲谈了两个多小时。
深圳的夜晚灯红酒绿，腐败万千，我们的闲谈却一片荷塘月色，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不谈，漫无边际。忽然月上柳梢，聚焦一词——“八十年代”——我们便开始想念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王：我怀念八十年代，那真正是一个启蒙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为了一篇小小说，从武昌坐车子坐到汉口，几个人坐在一起，那个时候你看吕小云、成平啊，常常就为了一篇小小说，打电话，坐车子到汉口来，听一个人读，读了以后谈意见，谈了意见以后，饭都不吃，就坐车子直接回去，就这样子。常常读了一篇好东西，就打电话给朋友说，我刚才读了一篇好小说，怎么好怎么好，我念一段给你听，就到了这种地步。我记得有一年高伐林和王家新从北京回来，那个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我们就从武昌坐车坐到电机厂会议室里，所他们谈到北京去的见闻，听得兴致勃勃，一听几个小时。完了以后，自己回去吃饭。哪像现在，有饭局的文化聚会，人都懒得去。那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对什么书都一丝不苟地去读去看，什么理论兴趣、文学兴趣都很浓。
朱：那是一个充满人文梦想的时代。
王：哎，那时候知识分子千呼万唤改革，谁也没有想到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却彻底地边缘化了，凉在一边。处在中心的是歌星、影星、球星、经纪人。
朱：还有政客、贪官、宦官，如今是他们占据中心了。
王：有报道说，贾平凹有一次签名售书，旁边就是一个当红明星，那明星热闹得很，贾平凹他自己就自叹不如。我上次参加一个活动，马俊仁来签名售书，旁边围着的读者比作家这边多得多，现在作家签名售书越来越冷落了，除非是美女作家。一种追星的心理现在主导了中国人，一本书质量怎么样，人不关心，重要的是作者是不是明星。
朱：你现在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怎么样来界定?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这可能有助于反驳近十年的文化倒退?
王：现在开始有一点点怀念八十年代，但到底有多大层面，也难说。
朱：我看超过半数乙老一代的人，是在通过对五十年代的怀念表达对现在过份商业化的不满，比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最近出人意料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而中年人则通过对八十年代的想念来表示一种对理想的重新向往。
王：现在基本上进人一个商业主义的时代。
朱：其实准确地说，是“金瓶梅时代”。你看看现实，看看赖昌星的故事和背景，难道不就是现代西门庆?传媒现在惊呼“大学已如官场”，“教育界已无净土”，这是一个各行各业都在堕落的时代，一个“金瓶梅时代”。我们现在的文化主流是走下坡路。你说这是一个必然还是偶然?
王：搞市场经济，肯定会世相纷纭。现在有几个人还能够面对一张平静的书桌啊?
任何一个时代，它总得要有一个精神支撑，总要寻找到自己的精神资源，这个东西不能少，这个东西少了以后，人就缺少一种内在的力量了，这个问题蛮关键。
我怀念八十年代，但并不是要回到那个时代。
朱：我们可以在新的高度，看齐八十年代，重奔理想。
(二)
与王石话别数月，2002年11月，我回故乡洪湖转了几天，但见昔日的文学社荡然无存，当年的文友或沦落为“准红灯区”跑龙套，或一念之差成为“小腐败”进了“号子”。回来后便终日摆不脱一个思念——想念八十年代。直到写了一篇杂文《访旧半为囚》，才稍稍平静一点。
我怀疑自己有了更年期的毛病：有人说现在是二百年未有的经济盛世，我怎么偏要怀念那乍富还穷的八十年代?
如今习惯于上网查证疑惑。键盘一响，“搜索”启动：“八十年代”——哗，一下跳出154万条“八十年代”——好多好多人在想念八十年代!钱理群、龙应台、赵园、苏炜……一个个学者作家都在念叨八十年代，一个…‘想念八十年代”的大潮正在汹涌澎湃。
这样看来，我没有病?
无意中点进一个聊天室。相遇一只“海龟”。不管他是从哪个鬼佬那里归国的，开门见山就是下面一番问答。
朱：你对八十年代有什么印象?
海龟：我曾不止一次给自己也给别人回答过这个问题：如果给你选择，你愿意活在哪个年代?我的答案始终是：战国、文艺复兴、“五四”与“八十年代”。然而，如果只让我选择一个年代，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八十年代!
朱：我也想念八十年代，但它是否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化时代，似乎还要考虑。
。
海龟：无须怀疑。前几天我又重读钱理群先生的《回顾八十年代》，再次感觉我的心灵依旧如两年前敏感。在两年前的初秋，《南方周末》上曾有一个专题：“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刹时间，泪水就滑落了，因为十多年了，十多年过去了，才终于有人在媒体上提及那个年代，一个令我怀想终生的年代，一个令我至今迷恋的年代。“八十年代”这四个字及这十年，于我来说，就像一场失去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时常想起，黯然神伤。如今在人们心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然成为“五四”一样，无需在前面说明它是哪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了，因为在中国至今只有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八十年代，一个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已经过去了，二十一世纪了，我的灵魂依旧栖息在八十年代的树木上。感谢八十年代，一个星光灿烂，照亮我无知的天空的年代!
朱：“一个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的八十年代”，这话倒是到位。那时候的人们和五十年代相仿，心中充满了憧憬。只不过，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是儿童似的天真理想，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则是成年人的憧憬。新中国五十年，只有这两个十年人们是真正有理想，但前者幼稚，后者成熟，钱理群《回顾八十年代》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海龟：我下载一段给你吧——正是在经历了禁止一切独立的思考，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以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外在的禁令化作了自我内心的“需求”(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怖之处)，也即知识分子自身的奴化，从而推向了绝望的极端以后，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成了新的学术。于是有了对研究对象的独立发现，同时又是真实的自我的发现与展示。
朱：钱理群先生对自己在八十年代的状态有何评述?
海龟：钱理群这样描述自己八十年代出版第一本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心情：“这是我的《狂人日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人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朱：他对鲁迅的深入研究真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照他这样感觉，八十年代真是与五四时期可以相提并论。
海龟：通过对八十年代崛起的学者赵园的评价，钱理群认为八十年代划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底线：“赵园在这里所要维护的，依然是人的生命选择的尊严与自由。是的，在‘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一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上，是不能作出任何让步的。几代人(连同我们自己)的充满血和泪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这是一条‘底线’，往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由‘人’变成‘奴’，由‘知识者’变成‘帮忙与帮闲’了。在反思历史，包括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进行历史的总结时，我们要敢于正视与校正曾经有过的失误，同时也应警惕：我们是否放弃得太多了?”
朱：听说钱文中引了一位九十年代的北大研究生说的一段话：“我向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末班车。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三个可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觉。”
海龟：对，这段话是有依据的。学者苏炜有一篇文章回忆《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再也难见的文化热——
文章说：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协会”、“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这些“圈子”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但又与个人性的“沙龙”聚会紧密联谊，大有官民相通，“体制内外”相联“不分彼此”的政通人和。
朱：那时是学者作家融为一体，思想文学齐头并进。是一个精神财富空前富有的时代。
海龟：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八十年代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谨、内容最丰富的佼佼者。数年之间，二十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
朱：那时还有一个“中国文化书院”非常有影响。
海龟：“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他们温和、渐进、包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从胡风夫人，各界名流到离退休的领导干部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三)
如果有人要想更细致地了解我怀念八十年代的情结，不妨还是完整地看看我的随笔《访旧半为囚》——
抓住一个机会，匆匆回到老家洪湖市转了两天。五年不见，故乡大变了——原来一百多家知名企业，如今一家不剩地全垮了，好容易新兴子二家蓝田上市公司，可前不久又倒了；满城都是商铺，但却有三分之一的门面关门或贴着“转让”，一度号称“湖北十强”的先进县市，如今全市各级干部的工资月月拖欠，不少单位已欠薪几个月，无论是机关的“长字号”，还是普通科员，大都一脸苦相。
一腔回乡乐趣，顿时被“格式化”得无影无踪。遂决定拜访几个从前爱好文学的老朋友，问问究竟。
然而，想约的4个朋友，竟有两个已失去自由。
一个朋友姓孙，已被捕一年多了，原来是市里一号企业洪江集团的老总——我们是小学同学，曾一起“三步上篮”争冠军，一起横渡长江论英雄……他家贫如洗，小学毕业便谋生，全靠百折不挠地拼搏而异军突起，八十年代就当了老板，拿了硕士；八年前，他从美国访问归来，写了厚厚一部关于中美比较的感想，请我指教，约我访谈；我因忙于琐事，一推再推，本想这次前来还债，不料竟是“铁窗相隔两茫茫”……传说他因行贿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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