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梁斌先生的文心

作者:金 梅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现代数十年来西方文学中出现的种种思潮和表现方法,都被争先恐后、层出不穷地引进国中。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由于在引进过程中,往往饥不择食,优劣不分,泥外不化,其结果是,在一个时期之内,不少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写得不知所云,没人能够看懂。这样的作品,连作者身边的读者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是走向世界了。有感于此,梁斌先生在一篇题为《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的文章中说:“目前文学界流派很多,可以说色彩纷呈,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谈社会主义文学的并不多。那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学呢?我认为就是具有民族气魄、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学。”
  什么是具有民族气魄和民族风格的中国文学呢?梁斌先生说,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这种语言,既是民族化和群众化的,又是有个性(作者的个性和人物的个性)特色的;二是有地方特色的风光;三是有地区特色的生活方式,包括民风和民俗,等等。梁斌《红旗谱》等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功之处,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有人说,梁斌是个“土作家”。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夜之交流》是洋味的,连语言都洋味,因为那时读的外国文学多。”还说,他后来慢慢地认识到,自己写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至于梁在上述语言形式等三个方面,究竟是怎样在学习和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写出了富于民族气魄和民族风格的小说的,他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谈谈语言问题》、《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专题文章和回忆录中已作过详尽的论述,无须我们再来饶舌。
  这里着重谈一谈如下一点,即:梁在重视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了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他在开始写作《红旗谱》和《播火记》等小说之前,重新仔细地和有目的、有方向地阅读了几位外国大作家的名作,从它们那里得到了不少描写方法上的启示。比如,他在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和《谈谈语言问题》等专题文章中说到:——
  “在所读过的外国文学中,我考虑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概括的生活面大,但写互济会和打猎太冗长,老元帅库屠索夫写得好。从此我下决心把《红旗谱》压缩得紧凑,章节要精悍。”
  “为了写好高蠡暴动,我回味了普希金的作品《上尉的女儿》中的布加乔夫这个人物。”
  “我借鉴法捷耶夫《毁灭》的游击战争生活。借鉴他的写失败。”
  “我借鉴梅里美的《卡尔曼》与《高龙巴》的描写人物的手法,写李霜泗、芝儿和芝儿妈及李霜泗的被捕和他的就型。”
  “我还考虑了《铁流》和《成吉斯汗》、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战术(的写法)上,采用《成吉斯汗》征西的骑兵战术(的写法)。”
  “《红旗谱》的开始,是用辛克莱的《屠场》开场的手法。”而“开篇第一句话,‘平地一声雷’,这在任何一本书的开始都没有。它来自苏联一个历史教员写蒙古人西征题材的作品中。在他描写由于蒙古人的强悍而打到黑海边上这段话时说,东方‘黄祸’的到来像平地一声雷……如果没看过这本书,我就不可能用它做楔子的首句。”
  “高尔基的《母亲》对于我接受革命的浪漫主义有多么大的帮助,对于塑造朱老忠这个人物,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此等等。
  梁斌在学习与借鉴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既看到了它的优长之处,也看到了它不适于中国读者的地方。比如,西方小说的“繁琐的心理描写、风景刻画,中国读者是不习惯的”。梁以为,西方小说写得太细,而中国传统小说又写得太粗。我们学习与借鉴西方小说的某些写法,正是为了弥补中国传统小说写法的不足。而无论是学习与借鉴中国传统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艺术,都应该采取那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态度。梁说,他在小说写法上的艺术目标是:“要写得比外国文学粗一点,比中国古典小说细一点。”
  在文学艺术上,越是地方的民族的,就越能走向世界。鲁迅先生的这一文学观念,现在不少人已不太相信了。梁斌先生却是一位在一生的创作中,对鲁迅的观念奉行不移的作家。他说,他“借鉴了中国文学传统”,“再借鉴外国文学的好东西”,最终就是为了要创造出“具有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他的《红旗谱》,能成为百年来中国小说经典作品之一,并引起外国文学界的重视,就因为它是这样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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