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怀念秦兆阳老师
作者：陈世旭
故事说明“富了不见得就思想坏了”。但如果不是主要着眼于人物性格一把它想透，并产生富有表现力的形象，那就是把人物当棋子，用以表现一种观念，其结果是艺术上思想意义上都不够成功。
敬礼
秦兆阳
8．20
我很难描述接到秦老的这次来信时的心情。有一点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一次出丑。更多的是为他老人家难过，以他那么殷切的期望和那么滚烫的热心，却错爱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庸材。秦老在信的一开头就小心翼翼地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但我知道，他是生怕挫伤了我的自尊心。那稿子其实是无从修改的，朽木不可雕。他煞费苦心地出了那么多主意，简直恨不得手把手帮我写出来。我却根本没本事实现他的意图。
我没有再翻那稿子，也没有给秦老回信。那些日子，我长久地把自己反锁在房里，静思默想。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此罢笔，另行择业；要么咬牙挺下去，看看还能干点什么。结果是选择了后者。这选择的最重要的心理根据之一就是：不能辜负秦老!
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努力给秦老主编的《当代》杂志写稿，稿子都直接寄给编辑部，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秦老。我是希望一旦有稿子得以发表，能让秦老得到一份意外的欣慰。
遗憾和无奈的是，我笔力不逮。
在前后十几年时间里，我给《当代》寄过两个中篇两个长篇，只有一个中篇勉强留用，刊发以后毫无反响，还不知道秦老是否看到——那时他似乎退休了。我终于彻底死心，对自己不再抱非分的希望。惟一能指望的就是所有像秦老这样错爱过我的人尽快忘记我。
但我却永不能忘记秦老。忽然从报上看到秦老过世的消息，脑子轰然一下，几乎傻了。看到这张报纸已是秦老过世几个月后的事。这样一个老人，一旦过世，本是最值得我哀悼的人之一，我却错失了机会。从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之后，算来已是十年过去，因为我的偏执，我没有给他回信，没有再见到过他，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现在，连这联系的可能性也永远的失去了!
尽管如此，在心目中秦老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对我的影响，在我的写作里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每次写稿，寄稿，以及稿子发表出来，我总是会莫名地想起秦老：他会有什么意见?他会看到吗?2002年我写中篇《救灾记》，主人公是个老编辑，给他取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姓秦。事后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实在有太多秦老的影子。
一直动着念头写关于秦老的文字，但以我始终的迄无成绩，拿什么告慰秦老?这样想着，又屡屡把念头放下。今年八月初，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甘肃采风，其中有秦万里兄，好几天之后我才偶尔听说他是秦老的公子，此前我只在《小说选刊》上见到过这个名字。此番结识，他的朴素热诚，有识见而毫不张扬，处处透着秦老的风范。那天我们闲坐在拉卜楞寺主殿的台阶上，我向他说起秦老，说起我的遗憾和无奈，说起我的错失，说起我多年来那些提起又放下的念头，他静静的看着我，若有所思。
从甘肃回来不久，接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署名“秦晴”的信，从信上知道，“秦晴”是秦老的女儿，随信附来了前面已经全文照录的我在1984年给秦老的那封回信的复印件。我想，这应该是万里兄回京后在家里讲起我们在拉卜楞寺那次谈话的结果。
秦晴的信中特地说明“友人来信，我父亲留存的不算太多，这是其中一封”。这使我再一次格外清晰地感到了肩上的沉重压力。二十年来，这压力其实从没有放下的一天。它使得我的做人和为文都从不敢稍有懈怠。
不幸的是，尽管不可谓不努力，我却始终不能够越出自己的平庸。在二十年前给秦老回的那惟一的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的写作状况，我说“……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如果说那封信通篇是那么幼稚和浅薄，这句罗罗嗦嗦的话倒是一个老到的预言。直到今天，我依旧确实没有找到自己的职业自信，除了数量(其实也很有限)上的平面的积累，别无建树。惟一能最大限度做到的只是安守本分、力求真实，断不敢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这样，对一个不才弟子，九泉之下的秦老纵不能因我的长进开颜，却也不至于因我的劣行切齿。以其对我的寄望之高和错爱之深，如此告慰也许太过苍白，但对一个在物欲横流的生态中苦苦挣扎的俗物，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今年10月11日，是秦老去世十周年。这一篇苍白的文字，就算是我对一位仁厚前辈的一种迟到的悼念吧。
秦老安息。
2004年8月28日
如果您有兴趣读完这篇文章，建议您不妨想想，如今的文学编辑，还有多少有秦老师的这份耐心；如今的文学作者，还有多少有陈学生的这份虚心。文坛佳话的质量，常常标志着当事人相互抵达“得体”境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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