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怀念秦兆阳老师

作者:陈世旭




  在我步履维艰的文字生涯中,不知得到过多少让我终生铭心刻骨的帮助。有的帮助出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二十年前的一天,当我突然接到下面这封信,真是有点做梦的感觉。
  
  陈世旭同志:
  我们未曾识面,但前几年读过你的《小镇上的将军》,至今印象颇深。近来从吉晋东同志处得知你对文学创作虚心而且认真,作品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84.8.4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1979年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80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四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五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1984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于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作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1980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座谈会。我那次是去北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上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是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作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1964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着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1972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1976年有了正式工作。1977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个短篇,都是废纸,到1978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洲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又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以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就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上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成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明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真是惴惴。
  叩颂
  撰安!
  江西省文艺研究所 陈世旭
  八月十二日敬上
  
  如今看来,这封信知人论世的幼稚和浅薄是再明显不过的。就秦老来说,敬业,责任感,对青年的关爱,这是一种品格。任何社会都会有具备某种品格和不具备某种品格的人。就小说来说,这样无知的认识,能写出怎样的“佳作”来,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除了那两个加起来不足一万字的小短篇,我手头上什么稿也没有。我把小说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明明知道那两个短篇毫无意思,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现在却寄给了“秦兆阳”,并且指望《当代》的发表。真是神差鬼使!人要是犯起糊涂来,根本就无可救药。
  更使我觉得罪过的是,秦老竟然没有嫌弃这样的文字垃圾,看得极为仔细,而且写了极为仔细的意见。其字端劲,一丝不苟,其心切切,恨铁不成钢:
  陈世旭同志:
  首先得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则由你考虑,也许可供参考。
  1、《恩怨记》的缺点,我认为正如你来信所说的,把握历史感不够。代仁和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虽未当过干部,总也经历过新社会中的许多事情,他的“古板”的遏事认真的性格,不应简单地归之于祖传,而应该加上新社会中他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由此得出的必须事事认真、不能苟且、不能欺骗的“人生道理”或“革命态度”。试想,多年来的极左、浮夸、不切实际、主观武断、自私本位等等,难道还不足以使代仁和这个本来就有些古板的人更加遇事“古板”吗?只有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人生态度”的结论,才是更高尚可贵的。
  这篇东西如果抓住代仁和性格上的这个“聚光点”来展开故事情节,那就可以删节许多无用的叙写,而把重点放在分家前后的情节上。
  分家,应该造成“出乎意外,合乎情理”的效果。在分家以前,弟媳作种种预测,以为大哥久不分家是为了想依靠弟弟和弟媳的劳力养活其儿女,那么分家时至少也不会让弟弟家占便宜,原准备吵闹一番,结果却出乎意外,只好瞠目结舌。这分家的场面要正面去写,以便借情节以写人物。
  最后用拖拉机送棉花一事,大哥生气吐血病重,又是“出乎意外,合乎情理”。
  这样,小说就有味道了,就不是“照搬平庸的生活”了。
  2、《天仙配》的缺点是揣度人物心理不够。腊女没有拒收彩礼,应该是不愿意当着客人的面与父母吵闹。后来,一对有情男女的互相责怪,腊女的责备口气较狠,应是“骂是情”,狠中含爱。男方对此由不理解到理解,这过程应有喜剧意味,要写得跳脱生动。否则,腊女和她的对象就都不可爱了。
  后边隔塑料布互相亲热,在男方是怕,在腊女是有意表示决心,造成事实,在父母是不便声张,以免家丑外扬。但其实两人不过只是亲热了一下而已,并未过分——以免读者不能接受。
  3、从这两作品看,你还没有学会在描写、用笔、表现内心等方面“爱抚”或“抚摩”你所喜爱(你所应该喜爱)的人物。必须比听写人物站得更高,从高处透视他们,然后抓住情节(关键性的情节),着意写他们的可爱、可同情、发人深省的言谈、思想、举动、行为等。这样,短小说方能写得短而有味,才能生动活泼文浅意深。
  从来信中看出,你的确是对文学事业态度比较严肃,所以我也无顾虑细说。另外,切不可“就事论事”。比如,你想通过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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