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的阅读主张
作者：李国文
因此，《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上。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革”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唯一的慰藉。
我记得1957年的春天，二十出头年纪，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十卷本的红布面的《鲁迅全集》，买到十六册本的万有文库版的《石头记》。初初起步，尝试写作的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将其视作临摹的法帖，将其看成作文的范本，甚至极其手工业式地抄录两位大师的语汇，句式，起承转合的联结词等等，以求得其真谛。在那个没有电脑可以检索的年代里，这种极原始的一笔一划的劳动，倒也是强化阅读的一种虽笨拙却见效的方法。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史传是可以画等号的。曹雪芹的书，鲁迅的书，其实就是形象化的一段历史记载；而优秀的历史著作，譬如我们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对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肯定。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从那以后，文史，尤其是史，便是我阅读的新领域。我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二十四史》陆续问世以后，80年代后，中国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各种史籍、类书、集成的大部头图书的推出，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现在广泛传播了。于是，活到老，学到老，便是浪费了青春，荒疏了学业的我们这一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要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语密切相关的。“学问”，典出《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由“学”和“问”两个单独意义的汉字组成，是一个地道的古代汉语。外国人将这个古老的汉语语词，转换成他们的语言时，通常译为knowledge，或者译为learning，只能说是大致吻合，认真地说，并不十分贴切。因为，汉语“学问”，包含着“学而问之”，和“问而学之”两层意思在内，与外国人所说的“knowledse(知识)”、“learning(学习)”不尽相同。其中的“问”字，老外这种译法，是体现不出来的。
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无论是吃橄榄式的阅读，吃甘蔗式的阅读，还是吃石榴式的阅读，先问一声“为什么?”最为关键。
学问的问，是获得阅读愉悦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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