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的阅读主张
作者：李国文
有愉悦的阅读，也有不是那么愉悦的阅读。
人的一生，其实阅读的最大一本书，是生活，是现实，是社会，是命运。年过古稀的我，这本大书，读了快一辈子了，差不多也该读完了，总结起来，无非碰过钉子，翻过跟头，无非挨过板子，打过屁股，从来也不曾阅读出来什么愉悦。不过，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不值提起，也不必提起。一个人，在大时代里，不过沧海一粟，生不逢时，摊上了，也就在劫难逃，想到这点，便就拉倒。
有的人，由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过于自恋，过于自许，总念兹在兹这些旧账，认为他挨的板子，具有历史意义；认为他被踢的臀部，应该放进博物馆。老是呶呶不休，老是唠叨不止，像祥林嫂那样：“我单知道雪天里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希望大家对她所付出的这份代价，要铭记在心，要引以为训。
其实，不仅祥林嫂，从有狼那天起，它的天性就是跟人过不去，过去的人，明白，现在的人，明白，将来的人，也会明白。因此，打你的板子，踢你的屁股，和打别人的板子，踢别人的屁股，是一回事。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与人不同之处，用不着作祥林嫂状，谁都懂得，这种与狼同在而难免的悲剧，正是历史生物链的严酷之处。
读《史记》秦赵的长平之战，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秦坑赵卒40万”，就给这场战争和这些降卒的生命画了句号。如果那时，有一个降卒跳出来，像后来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可能在历史的这一页留下他的独特。没有，整整40万人，没有一个表现出这种独特。这不是司马迁笔下的疏失，肯定，在坑的过程中，既没有勇敢者，也没有反抗者，40万人排着队走向死亡。
所以，怎么坑掉如此众多的降卒，一直是我的不解之谜。
按照“皇军”侵略中国时的三光政策，活埋我抗日军民的手法想开去，应该是要那些被活埋者先挖好自己的坑，跳进去，再由另外一些被活埋者为其填土。4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目，也绝不是一时片刻就能了结的活埋过程，我很惊异，坑人者的沉得住气，也许尚可理解，他的任务是坑掉这40万，慢慢消遣就是了。被坑者的沉得住气，就令人难以理解，你总得跳到自己挖好的坑里去死，那你握着的那把铁锹，或者别的什么挖土工具，或者什么工具也没有，至少还有两只手，为什么不与那个坑人者同归于尽呢?从理论上讲，秦将白起，不会为了坑这40万降卒，派出比被坑者更多的兵士来执行活埋任务的。
后来想想，我也就不怎么惊异了。因为这种至死也不敢反抗的顺民心理，是中国人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训练以后，潜移默化，已成为国民性的基因之一。因之，当狼伸出猩红的舌头，锐利的牙齿，你并没有下定破釜沉舟之心，决一死战之念，更没有抱着你让我难受，我也不能让你好受的抵抗意志，而是相反，乖乖地伸出手，让人家打板子，乖乖地匍匐在地，让人家踢屁股，多少年过去以后，满口喷唾沫星子反反复复讲这段古，使自己有别于那40万，而想在历史上留下先知先觉者的名声，当然很可笑。
作为40万分之一的我，正因为这种基因的软弱，怯懦，别说狼了，随便一个什么狗东西，跑到头上来拉屎撒尿，也不得不逆来顺受，连眼珠也不敢弹一下。在这种含垢忍辱的日子里，也就只有于阅读之中，赖所获得的愉悦，聊以自适。所以，对于书籍，对于各式各样能够到我手中的书籍，是心存感激的。
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天地，当你沉埋于这个用文字建造起来的虚幻世界里，你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到的，被打板子也罢，被踢屁股也罢，钉子碰得七荤八素也罢，跟头跌得头晕眼花也罢，乃至于像家常便饭似的，低人一等的歧视也罢，画地为牢的禁闭也罢，人皆白眼的排斥也罢，摘了帽也还是右派的不屑也罢，都会在阅读中暂时忘怀，久而久之，这种阅读的愉悦，就是对于身外一切纷扰的遁逃。我不甚害怕那些岁月里的熬煎，只是害怕无书可读，那种孤独，才是真正无法排解的。
应该说，中国的读书人，这些年来，大致都经历过，一，无书可读的禁绝时代；二，只有一种样式，一种体系，一种规格，一种思想的书，而无其它书可读的设限时代；三，才是今天这种基本上什么书都有可能读到的逐步放开的时代。
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期，红卫兵运动波澜壮阔之时，在我劳动改造的工地，西南某县城的街心广场上，亲眼目睹红了眼的小将们，将县剧团的戏箱，抬来付之一炬的“革命”场面。那些帝王将相的行头，烧了当然可惜，而一些线装书，手缮本，我估计都是些唱词，剧本，戏单之类，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也许说不定是些什么孤本绝本呢!被那些中学生撕碎开来，当作引火柴用，实在让我心疼。
我还记得，70年代，在北京王府井大新华书店旁边，有心人会记着那扇常常虚掩着的门。门口无任何标记，只有知情者，才知道这是专售内部出版物的门市部。这便是中国式的读书生活了，书，可以供燃烧用，可以供擦屁股用，书，也可以奇货可居，也可以千金不易。推门而入，便是楼梯，拾级而上，凭一张内部购书证，可以在那里买到不陈列在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图书。因为我曾经靠朋友引荐，获此殊荣，故而得以像地下工作者，进入那里，那种神秘兮兮的感觉，比后来到小西天看内部电影还要牛皮一些。
人，大概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没有，想得到，越无望得到，越拼命要得到。但得到了，也就拉倒了，得到的太多，甚至不珍惜。过去无书可读的时代，哪怕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一本毫无兴味的书，一本不过只是铅印出来装订成册的书，对识字的人来说，都会拿起来，要翻一翻，看一看的。而到了什么书都能弄到手的今天，读书的欲望，倒不具无书可读时期的那股劲头了。
从一些知青作家的成名史看，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在那个无书可读时期，贪婪地，甚至冒着风险阅读那些被视为封、资、修的四旧文学书籍，走上文学道路，写出成功作品的。积累在六七十年代，爆发于八九十年代，为什么很多知青作家，在随后的日子里，创作力有接续不上之虞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当有了许多可读的书以后，那种如饥如渴的阅读冲动，显然已非当年。
生活，现实，社会，命运这本大书，带来太多的愉悦以后，阅读的愉悦，势所必然地次而次之了。
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对我这数十年的颠沛生涯而言，还有其三，那就是上面所说的逃遁了。即或是极其短暂的逃遁，能够忘却那视你为贱类的一张张唾弃的脸，一双双蔑视的眼，也是于阅读中获得的最高愉悦了。不过，这只是属于我的个例，不足为训。
求知也好，消闲也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求知未尝不具消闲的功能，消闲未必不收到求知的效果。虽然，鲁迅在文章里引用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对识文断字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读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打开知识之门的同时，也就打破了自身的平衡。知道不足，遂有追求，感到欠缺，努力弥补，懂得宇宙之大，认识个人的渺小，明白芥豆之微，知晓自身之价值。所以，活一天，学一天，学无止境，虽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真理。
因此，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若能使我获得阅读的片刻愉悦，那也是我于孤独中的最佳伴侣了。当许多人都把背冲着你的时候，书籍不抛弃你，与你为伴，便是极其可贵的朋友了。
正如我的胃口不怎么挑食的习性那样，对于书籍，只要能看得下去，总是不放过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少选择。因为我对好心人的谆谆教导，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从来抱敬谢不敏的态度。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不过，近年以来，视力严重衰退，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以上穿一条裤子齐声叫好的书，还有《列宁在十月》电影里那种不可以枕头，只可以放在屁股下面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
尽管如此，我仍向所有的人推荐我的阅读主张，只要时间和空间允许，尽其一切可能的阅读，阅读一切可能读到的书。其实，如果不是我那下降到零点几的视力，那些与屁等值的书，也是无妨披阅一过的。至少知道何以为屁，那不也是一种长进，一点获益吗?现在，看不动那么多了，也就无奈割“爱”，不免可惜。
古人说过，“开卷有益”，这是绝对真理。古人还说过：“敬惜字纸”，在他们眼里，凡是有文字的纸张，都应采取一种神圣珍重的态度。这当然未必可取，那反映了印刷物不普及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惜物心态。但应该看到这种书籍崇拜，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是中国文化得以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物质基础，也是古往今来所有那些焚书者遭到全体中国人诅咒的根本原因。
但后来，尤其到了今天，中国有太多的书，而这些太多的书里，有着太多的糟粕，也是令想读书的人，颇感挠头的烦恼。如果，无所适从，茫然失措，因噎废食，糟粕固然没了，精华也随之而去。其实，不去其糟粕，何来精华?读书的全部愉悦，就在这种抉择之中。好和坏，自己判断，糟粕和精华，自己说了算，予取予弃的生杀大权，自己手中把握。这种不受别人干涉，不看别人脸色，不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自由，便是无与伦比的快乐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与胃口的好恶决定多吃、少吃，或者不吃，是差不多的。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的，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所以，碰上这类闲书，我总是要拿起来翻一翻的。不惮吹灰之力，也许获益其中，哪怕分文不值，弃之也不嫌迟。当然，阅读，有快乐，也有不快乐。读得丧气，读得败兴，读得大倒胃口，读得恨不能找根绳子将自己勒死，那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叶，当读小说成为我的一份职业时的体会。那时，我编《小说选刊》，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认为那是一份美差。因此，阅读的愉悦，只是相对而言，但手不释卷，则是读书人一生的追求，这是不可动摇的。
鲁迅说过：“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由此可见，求知和求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春华秋实，你付出得多，你收获得也多，只要读书，就有收获。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多读一本书，多一分智慧的光亮。
于是，我就会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唯一可读的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这虽是荒谬的假设，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偏偏不发生，如果，这个假设万一成真，给我只能拥有一本书的选择自由，根据我个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长达22年的阅读经验，一种处于基本上相似的班房状态下的阅读经验，我会在下列两种书籍中择其一：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鲁迅的杂文集。 这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从十几岁时读起，一直读到今天，七十多岁了，仍时不时要翻开这两部书中的某一回，某一篇，像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那样，追求这个“悦”。
为什么我要挑选取这两部书之一进班房呢?因为，有些艰深的书籍，是毫无疑义的好书，但啃起来十分吃力，在唯可面壁的孤独中，除那位革命家可以啃下《反杜林论》外，我想一般人都缺乏那种攻坚的毅力。有些精彩的书籍，既能引起阅读兴趣，也能产生阅读快感，然而，多读几遍以后，也就索然无味，俨然鸡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