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
作者：李美皆
容许我作从容思考”，“只好把原来的残缺模样捧到读者面前”，这都是他曾经写过的话。当然，他没忘客气一下：敬请读者原谅。读者原谅并不难，可问题在于，既然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作从容思考，既然他明明知道是残缺模样，为什么还要出手呢?中国总有从容思考的知识分子在吧?何必浪费资源!所以，这不是读者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而是自己能不能原谅自己的问题。身为教授，应该懂得严谨对于学问的重要。身为正常人，也应该懂得严于律己的道理，凡事应该律己在先，请求别人原谅在后，似乎才叫妥当。
陈教授也许会说，不是我要出书，是盛情实在难却呀。打住吧，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又焉知这样的盛情难却不是投桃报李相互唱和制造出来的呢?看看文学评论界那左一套右一套的丛书，无非就那几个人，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垄断了。
不够格的出版，只是在往学术界灌水，只是对出版资源的一种无序开采。没有学术自律，就谈不上什么学术界。身为学者而没有学术自律，就只能算是知识投机分子或文化掮客。如果每一位学者以及持有公器的人都能有一份学术自律，利用公共资源相互酬答的事就会少得多。
陈教授始终在强调一个“忙”字。学者来不及思考，那做什么去了?忙的又是什么?来不及思考的学者还能算学者吗?这不能不说是许多学术名流的怪现状。也许就是因为百忙之中还要不时地弄出点动静出来，陈教授才不得不经常地拿什么讲谈、对话、演讲、讨论之类的东西来代替写文章吧?美其名日学术方法，不拘一格，实际上是取巧学问。就算学古希腊哲人搞什么对话录，也得估量一下自己的厚度吧?看那对话，即便不是信口雌黄，至少也是浮面的草上飞，只能算个思维的素材或半成品而已，根本不值得发表的。可就是这样的东西，却在资源如此紧缺、许多成果都难以发表的情况下，奢侈地占领着宝贵的版面。
陈教授曾在某篇文章里深有感触地说，自从有规定研究生非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能毕业拿学位的土政策以来，许多被列为“核心”的刊物，所刊文章篇幅越来越短小，文章论题却越来越宏大而且空洞，仿佛是论文提要的汇编集，而发表在其上的那些文字，虽然毫无新见，却仍然成为学术论文堂而皇之地混蒙过关。不仅研究生热衷于此道，连所谓的学者主编也热衷于此道。有时看到流行于书肆的一套套装潢体面、似砖似墙的套书系列，一翻便知道是挥霍了国家的各种项目经费而拼凑出来的伪劣文化产品，实在是未开卷就先倒了胃口。
一个人敢于公开这样说，应该意味着他自身没有此种弊端，可是对照一下，真的是令人遗憾。这就好比他自言为其主编的一套书写序，“有时只能是跳出三界去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只能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几份读后感。”听起来何其坦率!可是，身为主编，并不直接介入工作，而只是写写序，仍然艰难至此，岂不就是无力胜任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勉为其难呢?本来是一种惭愧，却能这么放言无忌，与其说是坦诚，不如说是堂而皇之大言不惭了。支撑着这份堂而皇之大言不惭的又是什么?
《陈思和做“官”》的文章已经有人做了，《陈思和做“学问”》的文章至今还没人做，我想如果有人做的话，一定会比前一篇更精彩，没准也可以拿来做一个讨论题：陈思和做“学问”会体现出哪些现代学术的特征了
《不可一世论文学》
陈教授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不可一世论文学》，不过，其名气并不在于它的水平，而是在于它的书名，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意思?取这么个书名!我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查了查“不可一世”这个词：自以为在当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形容极其狂妄自大。之所以这么多人对陈教授的书名感到好奇，大概就是不相信一个人会狂到这个程度吧?好像自从尼采、希特勒过世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这么狂过。
我也为这个书名所吸引买来了这本书，翻到后记，发现陈思和教授的解释是：把这本书名谑称作“不可一世”，当然不是真的那么胆大妄为，只是现在身处两个世纪之交，不可以光以一个世纪的现象论文学，必须照顾到两个世纪的文学现象，这是书名要说的意思。
原来陈教授还没有狂到不可一世的程度，这只是一个谑称。不过，就算按陈教授的解释，一本学术著作的名字居然可以谑称，至少应该算比较牛的吧?恰好看到媒体上有一篇报道，说北京有家新开张的面馆因冠名“牛碧”而引起市民反感。面馆老板解释说，“碧”是绿色食品的意思。不过，解释归解释，老百姓仍然觉得别扭，认为此乃恶俗文化，不妥。的确，这个“牛碧”跟陈教授的“不可一世”类似，尽管已经给出别样的解释，但约定俗成的意思在那里，大众接受起来还是不那么容易。无独有偶的是，“牛碧”的总店也在上海，北京只是它的分店。面馆老板说，“牛碧”是在上海注册的，而且在上海用得好好的，毫无问题。外地人到底是乡巴佬呀，不懂大上海的风情，实在抱憾。
我以为，如果陈教授真是那样想的，至少应该加个引号吧?要不然，就算你剑走偏锋做出这样另类的解释，别人还是更容易理解为一般题中之义的，因为这一理解显然更加自然。在这个极容易造成误解的书名上，陈教授至少犯了一个轻薄为文的错误。当然，也许陈教授根本不怕别人误解。“文坛至尊应让我，英雄为此敢争先”，陈教授如果有这样一种潜在心态的话，当然就敢于承当这个“误解”了。这就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皇帝：我是皇帝我怕谁?我就光身当街走，看你们能说什么!但这样的自负现在显然不适用了，指望别人怕露怯而不敢出声，那是不可能了。
文学是一个神圣的本体，谁能对它不可一世呢?此种调侃只能证明不可、世者的不自量和不自知。话说回来，你都已经不可一世了，还论什么文学呢?文学在这“一世”中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何足“不可一世”者挂齿?还有，以如此不可一世之身份来论文学，岂不是屈尊?
回到知识分子
以上关于陈教授说了这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陈教授有多大问题。学术界的问题远非这么简单，钱理群先生在《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中对于某些“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有如下评判：这些人“或根本没学问，但擅长公关；或也许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
还有人指出，现在的一些批评家，总是在跟作者做交易，通过“捧红”而将被评论的作家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批评家蜕变为”表扬家”。文学言说与其他类型的言说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话语行为。文学批评家谈论作品，也不是跟作者互相的“精神按摩”，而是面向公众说话。虽然常常要说一些行业性的言辞，但最终的指向是公共精神生活领域。
以上所言，均指出了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弊端。的确，当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