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
作者：李美皆
本文就顺着这个话题来说一说。
《上海文学》事件
由陈教授任主编的《上海文学》让人耳目一新，新到有人认为陈主编已经把这本杂志当成了陈记文学作坊了。
前些日子，网上发表了一封读者致《上海文学》陈主编的“公开信”，信中指出，陈思和将《上海文学》变成了少数人的“学院派卡拉OK包房”，一本复旦大学的个人实验刊物。陈作为其中的“领袖”，水平之低展露无遗云云。
对于这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上海批评界纷纷作出回应。有人认为，《上海文学》没什么小圈子化倾向，编委会里是有不少陈主编的学生，但编委都不参与编辑事务，只是议事的人，所以这是毫无道理的指责；中国的刊物有很多都是几个人乃至一个人办的，一言堂，反而成功了，这是好事。《上海文学》在陈思和接手以前已经是办不下去了。现在呢，按这一说法，当然是办下去了，不仅办下去了，而且引起了这样的轰动，证明很有成绩。
无独有偶，2004年经济学界有一场郎咸平引起的争论。郎咸平的基本观点就是，国有资产私人化之后，经营状况固然扭转了，但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了，国家财富变成了个别人的财富。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屋子脏了，请一个保姆来打扫，屋子打扫干净后，保姆却变成了屋子的主人。另外，听人说，《上海文学》易人并不是由于水平问题，而是资金问题，所以，这一比较用的并不是同一标准，顶多算错位比较或跨元比较而已。
有人认为，《上海文学》改版以后的水平的确有所下降。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文不想妄加评判。至于有人提到，一个刊物，从主编、主编助理到编委，都是主编的弟子和朋友。要避免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仅仅靠编辑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其他力量的限制，显然是不够的。“编委会报告”就像公开信里说的，变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自说白话，或相互抬举，没有多少具有价值涵量的信息在里面。
恐怕人们见不惯的就是小圈子化问题，有人认为，《上海文学》是公共媒体，文化和文学的公共平台，属于公共资源，如果办成同仁刊物显然是不合适的，做学问讲究师承关系，但编公共文学刊物没这个必要。《上海文学》这样一家老牌的文学杂志，有许多资深编辑，还有庞大的优质作者群。其优势明显，毫无狭隘化的必要。公共媒体应该有公共媒体的原则，兼收并蓄，这就需要办刊者具备职业报人的素质。陈教授有一些文学主张，但这些主张可以做学问，不一定能办刊物。如果是公共媒体的话，作为学者和报人的立场是要分离的。
等等等等。总之，陈教授从校园里伸出一条腿到社会上，吸引了文坛不少眼球。
对于那封公开信以及批评界的反应，陈教授当时并未作回应，而是在沉寂两个月之后，即《上海文学》改版一周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回应炮轰事件，言谈显得十分从容”。“炮轰”一词，只能认为是媒体的又一次措辞失当而已。我们先来看回应的内容。
陈教授表示，很多人都清楚《上海文学》的经济状况，所有编委会成员都是义务的，《上海文学》没有请编委会成员吃过一次饭，甚至连《上海文学》编辑部赴桂林书市参展的差旅费都是陈思和自己垫付的。
拿《上海文学》的经济状况来说事，其实不过是在转移视线，一位大学教授兼职主编一本文学刊物，不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刊物对于一个学者的私己意义本来就不在经济利益上，而是在于话语权、话语阵地，或者说圈内影响力上。陈教授提供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他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而且还存在“私器公用”无私捐助的善举。陈教授对于《上海文学》可谓善哉善哉，不过，他的“可观”收人一般来说也不过薪水和稿酬，如果这份善款就来源于此的话，我还真想劝他以后少做善事，别苦了自个儿呢，免得旁人看着也心疼。为了证明主编的廉洁，他还提到《上海文学》没有请编委会成员吃过一次饭。这话让人有点意外。不是有一句著名的话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般人自辩的时候恐怕还想不起说这个呢，不知道陈教授怎么就想到这上面去了?
陈教授说，他没有必要利用《上海文学》这一资源，因为他以及编委会成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都不存在难度。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自信了；而如此自信，又在暗示什么?曾在一篇文章里见到这样一句话：实际学术水准与他人颂扬及本人自信是完全相称的吗?当然，如果这份自信来自于诗外功夫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陈教授说，《上海文学》不属核心期刊，只是因为对《上海文学》多年的感情，才甘愿将自己最优秀的文章拿到《上海文学》发表。那是真正叫屈尊赐稿了，大有为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但是，你赐给《上海文学》的文章是凭什么断定为最优秀的呢?自己的判断能作数吗?一个人不能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吧?是不是最优秀的，相信内行外行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搞学问的人，如果自以为是最优秀的，那一定存在一个天大的误会，以至于误以为口水也是文章。
陈教授说，编委会成员并没有发稿权，主要起“参谋”作用。编委会成员究竟有没有发稿权，局外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发稿权到底在谁手里呢?不会只在主编一个人手里吧?另外，如果编委会成员没有发稿权的话，还费劲搞那种肉麻的“编委会报告”干什么呢?
陈教授说，一年来编委会成员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不说编委会成员，单陈教授一人，这一年在《上海文学》或隐或显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旁观者都是心知肚明的。
陈教授还表示，《上海文学》欢迎包括张闳、朱大可在内的批评家赐稿，希望他们能把私人资源在《上海文学》上变成公共资源。陈教授在这里对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进行了一个有意的曲解。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批评者所说的公共资源应该指的是话语阵地，而非阵地上的占领物，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应该指的是把公共话语阵地变成私人话语阵地，通俗点说，就是把公家的地盘用来存放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把私人资源变成公共资源就意味着把自家的东西变成公家的东西，反倒成了一种无私的奉献。把被占有的话语权变成一种高尚的话语奉献，陈教授这一曲解非常巧妙，但事实上是，有没有资格奉献还是一个问题呢，这种奉献权至少在目前的文学批评界还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这也就是奉献资格即话语权值得争议的原因。
“同时陈思和承认自己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没有主动向他们约稿。”这句话实在有失厚道。如此巧妙，如此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地把一些公道话变成了因得不到陈教授垂青而生发的不满之辞。敢于说话者的用心一旦被说成一己之私，其人格就变小了，其中的公道也被消解了。但是，被变小的真的是张闳和朱大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