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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全集》编校琐议
作者：金 梅
述引文中“费捷利哥”、“加尔西亚”、“乐尔基”之间的两个顿号“、”，应为两个间隔号“．”，以此组成的是西班牙著名诗人和戏剧家费捷利哥·加尔西亚·乐尔基的名字。这一诗人和戏剧家的名字，现译为P·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其主要著作，诗集有《吉卜赛谣曲集》和悼念著名斗牛士梅希亚斯的长诗《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挽歌》，剧本有《古怪的鞋匠老婆》、《血姻缘》、《叶尔玛》等。如像引文中用两个顿号隔开，岂不成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上，从列昂的原文中有“这位著名的诗人”一说，已可看出，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其间的两个顿号“、”，系两个间隔号“·”之误植。
《战斗文艺的形式论》一文，在谈到“科学小品”这一文体时举例说：“法布尔(《化学奇谈》——顾均正译，《科学的故事》——宋易译)和伊林(《五年计划故事》、《人和山》、《黑白》、《几点钟》、《十万个为什么》——董口才译)，是我们最熟悉的科学小品写作者的两个。”(第299—300页)其中那个空白号”口”，应是一“纯”字。董纯才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品翻译家，是伊林作品的最早中译者之一。查一查开明书店出版的中译伊林之作，是可以避免这一空白的。
《壮健性——纪念高尔基》一文中说：“高尔基走进文学界，俄国文学还沉没在口口口，绝望的心理还在知识界盛行着，作家组织成了‘悲叹的家宅’。”(第337页)从上下文来看，这三个空白号“口口口”，可补为“悲叹中”(或“感伤中”)三字。该文中又说：“他描写着强有力力的勇敢的性格，强烈的口口的热情，发动反抗。”(第337页)这两个空白号“口口”，则可以“执著”(或“火炽”)二字填补。
《全集》第10卷所收几篇佚文中，以空白号“口”出之的现象，还有其它几处，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至于字词的错讹，如“宽座住”、“达传”、“展发性”(以上第294页)、“笑闻译语”(第300页)、“猾狡”(302页)、“构虚’’(第352页)，以及“束一个充分的‘腹稿”’(第319页)一句中的“束”字，等等，其不通不顺，就更明显了。
在《全集》所收文章中，还出现了前后重复的现象。在第10卷《杂著》部分，收有以《文选》(上、中、下三册)和以《海上花列传》、《品花宝鉴》(上、下两册)为目的六则书衣文录(第478—479页，482页)，并破例在文尾注明发表这些文字的报纸名称及日期。这大概是要提醒读者，这是新发现的、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的“遗作”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关《文选》的三则书衣文录，早已收入过《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232—233页)，这次也已经编人了前面的第7卷(第327—328页)；而另外三则文字，也早已在《理书续记》中，归纳为《{品花宝鉴)等新印本》为目，与其它同类文字一起发表过，并收人了《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33页)，此次又编在了《全集》第9卷中(第451—452页)。如此，这些被当作新发现的“遗作”收入《全集》第10卷的文字，也就与前面两卷中早已出现过的文字重复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原来，作者在将写于《文选》下册书衣上的那则文字，收入《老荒集》时，已将“1966年夏季”一句改正为“1976年夏季”，此次《全集》第10卷在重复编人时，却又照录了原先的笔误。从报上所刊作者手迹来看，确为“1966年夏季”，但从时代背景上可以推断出，当彼之际，“文革”已起，人心惶恐，朝不保夕，孙还能“常于晚间，读《文选》于蚊帐中”吗?而从紧接着的“后值地震遂罢”一句中，不是也能发现，孙在书衣上把他常于蚊帐中阅读《文选》的时间，标为“1966年”夏季，系其笔误吗?
编纂作家全集，尤其是著作宏富的作家的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历史文化的积累上说，更是一件泽被后世的大事。因此，每家出版社无不慎重对待之。但尽管如此，常常由于各种因素所致，也还是会有种种美中不足的现象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想使一部全集编得完美无瑕，能在作家健在时就商定编辑体例，厘定文字，这是最理想的了。如果作家本人不能与闻其事，或已去世，出版社编辑其全集时，最好能成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确能胜任其职的编委会或编辑组，以便集思广益，多作推敲，解难释疑。没有专门的编委会或编辑组，最好能多吸收一些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嘛!
在多种疑点尚未解决之前，以延缓付梓为上策。无论是读者，还是图书馆、阅览室，都希望收藏的是一部完备而精确的作家全集。特别是读者个人，如果收藏了一部错误多多的作家全集，除了遗憾和无奈之外，大多不会再去买一部经过修订的同一作家的全集吧。这类书籍，总是价格不菲的啊。
作家全集采取何种体例，由于每个作家的创作情形有异，必会有所不同。但以笔者之见，理想的体例，至少应该做到这样两点：一是要眉目清晰整齐，前后相承统一；二是要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考作家某一方面的写作情况。《孙犁全集》在体例上所采取的，是按出版时间的先后，罗列单行本的编排方式；原先没有收入单行本的文章和书信等，则又另行编辑成卷。这种编辑全集的方式，对写作体裁或单行本所收文章的体裁比较单一的作家是合适的，而对采用多种体裁写作的作家，特别是对那些经常把不同体裁的作品，结集成同一单行本出版的作家来说，恐十自就不一定适用了。孙犁即为后一类作家。他在后期所出的从《晚华集》到《曲终集》等10本集子中，每本都收有小说、散文、理论、札记、随笔、题跋、书信等各类体裁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生前未能结集出版的文章和书信。现在，读者想要从《孙犁全集》中去了解其某类体裁(如散文、理论、短篇小说，尤其是写给某个人的书信)的写作情况，就得去来回翻阅数卷文字，方能得其概貌。这就有些不方便了。况且，就书信而言，前后也有些文字上的重复。
编辑不足不能修改作家的文章，对孙犁的文章同样如此。孙在《改稿举例》一文中就说过：“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并说：“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孙还在文章中举出多例，以说明那些“有识之编者”，是如何改好了他的文章的。但孙也说过：“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对那些……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参见《全集》第7卷第218—221页)。这里所说的编辑修改作家的文章，是指修改其将要发表的稿子；而对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或已出版过的集子，收进其全集时，最好不要再作改动了。这倒不是说，由于作者的笔误、误记、引文不准(这些，在任何作者，包括孙犁在内，都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或由手民的误植和编辑的失校等所造成的差错，也可以一仍其旧，不予改正。此次出版的《孙犁全集》中，收入了几篇佚文，这对了解孙犁文学事业的全貌，确实意义至巨。但这些佚文，由于发表的年代已久，当初报刊所用的纸张质量又差，加上印刷条件的限制，现已大都字迹漫漶，模糊不清，有的甚至尤法辨认了。当时又处于战争年代，编校仓促，不精不细，也为那些佚文留下了不少字词方面的错讹。遇到这种情况，是完全按原样照排照印，甚至用“口”一类符号空白起来，留给读者去猜想呢，还是设法弥补纠正呢?我想，读者是不希望看到文章中出现“口口口”这类空白符号和时常遇到错讹字词的。如果是引文中有漫漶不清的字词，或文义不够周全完备之处，是可以通过多方查找原文，予以解决的。如果是作者本文中出现这类现象，依据其上下文的文义，添加一两个字，顺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做，是否需要加以注解说明，可视不同情况而定。现当代的文章语言，毕竟与上古文献不同，不能因了有一两个模糊不清的字词，就用“口”这类符号空白起来。
孙犁先生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著作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家。他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说，他对修改自己的稿子，是下过“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全集》第5卷第240页)孙犁先生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从事编辑工作的同行，也常常提醒他们，要谨慎从事，一丝不苟。笔者曾在一家刊物当过编辑，多次约过孙犁先生的稿子。每当从他那里取走稿子的时候，他总要嘱咐这样两句话：“把稿子搁好在提包里面，免得在路—亡丢失了。发排以后，要仔细校对，多看几遍，不要出错。”在无错不成书的今天，孙犁先生的这种严谨作风，尤其值得文字工作者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