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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全集》编校琐议
作者：金 梅
2004年7月间，在孙犁先生去世两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本的《孙犁全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家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全集的作家，此前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少数几位大师、巨匠。因此，这次出版《孙犁全集》，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热爱孙犁作品的读者来说，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7月间，几个相关单位在北京举办了《孙犁全集》出版座谈会。笔者有幸前去与会，并作简短发言，意在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们全面了解、学习孙犁的为人和为文，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工作。
在说了感谢的话、表达了欣喜情之后，我翻阅了《孙犁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的部分篇章。这中间，我比较关注的，一是《全集》的编校问题，二是《全集》是如何处理几篇新发现的佚文的。恕我实话实说，《全集》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之处。现将我所见到的部分文字上的差错举例如下，以备《全集》再版时参考。——
孙犁行文的习惯之一是，凡遇到著作名称时，常常不加书名号，有时还将大家所熟知的名著简称之(如称《红楼梦》为“红楼”，称《西厢记》为“西厢”)。可以看出，这次出版的《全集》，是在按照规范行事的，对著作名称大多加了书名号，但仍有不少遗漏和错标之处。如第2卷第362页的“晋察冀日报”，第369页的“笑林广记”，第385页的“小说考证”，第387页的“贩书偶记”，第399页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26页的“太平广记”、“四六法海”、“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郎园读书志”、“国朝书画家笔录”，第427页的“使西日记”等，都是应该加上书名号的。第8卷《无为集》目录及正文中的标题《读((李卫公会昌一晶集)》应标为《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第9卷第121页的“‘考信录自序”’应标为《{考信录)自序》，等等。此类漏加书名号或标得不规范的瑕疵，在《全集》中还有二三十处。
在《全集》中，人名、地名、书名的差错，亦有多处。人名、地名如：《耕堂杂录·书衣文录》之《粤东笔记》一目中称：“此书有人谓为屈大钧作，不得详也。”(第2卷第409页)“屈大钧”系“屈大均”之误。屈大均(1630—1696)，明末广东番禺人，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清兵人粤时，参加抗清队伍，明亡，曾出家为僧，中年还俗，改名大均。以诗文著名，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等存世，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如云云集·书衣文录》之《菜根谈》一目中有言：“…书后附傅连璋序…傅氏行医汀洲，红军至参加革命，随军长征，于我军医，大有贡献。”(第9卷第231页)“傅连璋”应为“傅连障”，“汀洲”系“汀州”之误。“汀州”系唐代开元后设置的一个行政区，治所在今长汀县，傅氏为长汀人，因此也可以说他是“行医汀州”。《曲终集·理书四记》之《三愿堂日记》一目中说：“书前有柳诒征序，谓赵氏日记，年竞一册或二三册，没齿不懈。……”“所记可谓浩瀚，柳诒征至以与清代三大日记相比拟。”(第9卷第473页)这两处文字中的“柳诒征”系“柳诒徵”之误。柳系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最为人知的有《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商业史》等，其名字中的“徵”字，应作五音之一解，故不能简化为“征”字。而“年竞”则为“年竟”之误。(此类字词上的差错，在《全集》中尚有多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另外例举了。)编者在为1946年3月30日孙犁致康濯信所加的注释中说：“……一九三九年以后，孙犁曾离开冀中，调到住在冀西山区的晋察冀边区机关工作，……孙犁到冀西后，也回过晋中区。……”(第8卷第231页)此注中有两处不够确切：说一个机关设在何处，不能说是“住在”，而是说“驻在”；孙犁到冀西后，曾于1941年秋天，回过一次冀中，那是他的家乡所在地，说他“也回过晋中区”，显然有误。书名的差错如：在《{善圃室纪年)摘抄》的《在安国县》一节中说到：“还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集，叶圣陶的《隔膜》、刘大杰的《飘渺的西南风》等等，使我眼界大开。”(第6卷第136页)刘的小说集不叫《飘渺的西南风》，而是叫《渺茫的西南风》；刘也不是文学研究会中人，而是上世纪20年代武昌艺林社的干部。《我的子部书》中说：“释道书，也在子部。《宏明集》、《广宏明集》，都是辩论性的。”(第9卷第130页)文中提到的两部书，系《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之误。而同一文章中所说的《妙法莲花经》，准确的书名应为《妙法莲华经》。虽说“莲华”就是“莲花”，但在佛教术语中，却不用“莲花”而用“莲华”，因为这里的“华”字，不只同样具有“花”的含义，且有形容佛教所追求的，极乐净土一片光华的那种境界在里面。故“曼陀罗花”，在佛门中称“曼陀罗华”，或称“天妙华”、“适意华”、“曼珠沙华”等。还如《我的丛书零种》中的《冷床夜话》(第9卷第141页)，应为《冷斋夜话》；《现实主义文学论》中提到的张天翼的《洋泾滨奇侠》(第10卷第284页)，则为《洋泾浜奇侠》之误(洋泾浜原为旧上海市内一条横贯东西的沟渠，后因干枯淤塞，被填平筑成马路，即如今西藏路以东一段延安东路)；孙犁致段华信中提到的《画禅宝随笔》(第11卷第436页)，早有学者指出，那是《画禅室随笔》之误，等等。
孙犁不只广事购求，多方涉猎，藏书丰富，还很留意版本知识的学习。所以在他的书衣文录和读书札记中，经常出现“木版”、“版片”等词汇。已经书写和雕刻上文字，准备印刷或印刷过的，称为“木版”或“版片”。而在《全集》中，则有多处将“木版”与“木板”、“版片”与“板片”等词汇用混了。如《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板的”，“石印书、木板书，一般字体较大”(第9卷第335—336页)，以及《甲戌理书记》和《理书三记》中所说的“板片漫漶”、“板有少处漫漶”、“余又重木板之书”、“元和祝氏藏板”(同上，第431页，459—465页)，等等，这几处文字中的“板”字，均系“版”字之误。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还提到：“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第9卷第335页)此段文字中的“汉画像”与“砖”之间用顿号“、”分开后，二者之所指就都不可理解了，应把二者之间的顿号去掉，连接成“汉画像砖”一词。“汉画像砖”与“汉画像石”一样，也是我国汉代所特有的美术品种，在四川、河南、山东、安徽、浙江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尤以四川的汉画像砖最有特色。因其刻划于砖上，故此称名。但孙犁所买的，是汉画像砖拓片，故上引那段文字，则应这样标点：“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