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位文坛旁观者看陕西作家
作者：高俊林
但我总感觉陕西的作家们至今依然还生活在明朝。西安的古城墙修建于明代，四四方方，城市格局整整齐齐，像一块块豆腐干一样。陕西的作家们身上也带有明末的气息，也像豆腐干一样的绵软柔嫩、滑而无骨。他们往往画地为牢，一叶障目，在阴暗的角落里做着自己的小窗幽梦。他们更多借鉴的是晚明以来流传于市井的通俗小说传统，创作出来的是２１世纪的话本与拟话本小说，是对了水的当代中国的“三言二拍”。那里面很少有现代气息，却总是那么压抑，那么低沉，甚至那么颓废。就文化视野而言，他们一个个都好似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老人，形成了自己固定不变的处世哲学，并自以为最得中国制度文化之三味。或者说，他们都已经天眼大开，洞见三界，照彻四方，因而抱朴守常，与时俯仰，恢恢乎游刃有余。就像现代女作家冰心的一首诗所说的：“墙角的花儿，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这用在他们身上是何其的妥帖。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曾被誉为“当代实力派作家”的方英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好像是谈他读了《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后的感受的。文章当然写得很俏皮，很幽默，很性灵，俨然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式的自得其乐，颇有那种“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沾沾自喜。章女士的文笔与叙述语调如何，固然大可商量，但方英文那篇文章里面所暴露出的作家本人观念的落后，却让我大吃一惊。我还记得他文中所写打油诗的其中两句：“群鸟难解大鹏意，蚯蚓不谙长龙心”，那代表了他对１９５７年惊心动魄（我知道，用这个词肯定要遭到他们嘲笑）的反右运动的全部认识，尚且不说他的比喻是多么的恶俗，又多么地合乎“颂圣”的台阁文学传统。
任何地域当然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品格。我们每个人都浸淫于其中，深受其濡染，但我们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对于其中那些腐旧的东西，尽管最终也许我们都无法彻底摆脱，却有可能以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使之逐渐淡化。因为文化可以是一种装饰，同时也可以是一种负担。一个美女如果身上佩戴了过多过重的首饰，也许会绚烂夺目，但最终会艰于行步。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就陕西的作家而言，那是怎样的一种装饰品啊！它们沾染了过多的历史的风尘，失去了原初的耀亮的光泽，已经发黄甚至发霉，并且弥漫着一股死人的气息，充其量只是很好的殉葬品而已。陕西的作家们几乎都喜欢摆弄一些半通不通的古典诗词。他们学佛学道，出入庄禅。尽管由于学力与根柢所限，他们的古典知识往往贫乏得厉害，却并不影响他们的自鸣得意。他们瞧不起所谓的“学者”、“大儒”，一概斥之为“道德君子”或“道学家”，就像明末的阉宦看待东林党人一般，认为他们迂腐可笑，不会生活尤其是不会玩。而他们自己是很会生活尤其是很会玩的。也因此，他们不惜精心打扮，粉装玉琢，重新拾起了从前的才子们的衣钵，努力将自己塑造为旧式才子的最新模板。他们喝茶，品酒，下棋，玩古董，搞篆刻，习毛笔字，作写意画，吟诗哼曲，弹琴吹箫，抽签打卦，……总之，他们是完美的古典才子的新时代再现，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琴棋书画似乎无所不通，三教九流似乎无所不精，但终于一无所精或者一无所通。的确，即使在做古典才子方面，他们依然是半成品。他们既非“吴中四子”，亦非“扬州八怪”，也远远不是徐渭、张岱与金圣叹，因为缺乏这些人们身上所特具的不羁的才情与淋漓的元气。他们的风流自赏，更多的只是明清以来的才子佳人小说《风月好逑传》、《玉娇梨》与《花月痕》里男主人公们的蹩脚的现代翻版，就好像复制的古钱的赝品一样，既没有现实的使用价值，也缺乏艺术的审美价值。
即就其中最为突出的贾平凹而言，我在他的作品那里，看到的只是才气，除了才气还是才气。那是红楼的世界，是聊斋的世界，是西厢记、牡丹亭的世界，甚至是世说新语的世界，但就不是我们当下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尽管他写的是当代人物，讲述的是当代事件，但看起来总是那么遥远。他们似乎都离开了那块厚实的黄土地，而显得飘忽不定。他们虽是现代人，却一个个呈着苍白而病态的面孔，睒着幽幽的鬼眼，更像是历史人物的借尸还魂，直盯得人头皮发麻。我记得贾平凹在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废都》写作以后，曾经有过一次江南之行，但他回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还是陕西有文化。”贾氏眼中的文化显然是那种积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他是戴着古典文化的墨镜去到江南的，所以就无一处使他满意。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文化并不是一色的，而是多色的。文化本身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凸现出来，而是渗透于整个社会体制的各个层次，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多元的文化传统，构成了我们现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果照着他那样的衡量标准，美国显然毫无文化可言，因为那里既没有古典，也没有历史。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到南方后写过两副半通不通的对联，是“坐视娄水顾亭林，起拾昆玉归有光”与“读书可辟疆，佳人宜小宛”。尤其是后一联，因为将明末才子佳人的模范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名字嵌合在里面，所以大得东道主的称赏。我想他一定曾经为自己的才思敏捷而得意至极。但这副对联恰好透露出了贾平凹骨子里极为深厚的旧式文人情结：那是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一味留恋，也是对“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无比歆羡。风雅固然风雅矣，然而与现代社会却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我们只要看他的作品，包括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无不如此。那里面缺乏一种现代意识。那里面的女性几乎都被《金瓶梅》式的称作“妇人”，那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式的附庸风雅，是“二八佳人体似酥”式的低趣味观赏，是男性眼里现实世界中的泄欲工具或白日梦里的意淫对象。
在中国的作家里面，恐怕还没有哪个城市的作家像陕西的作家那样得到了更多的宠爱。他们被陕西的读者宠坏了，习惯于各种甘言美语，已经到了高度自恋的程度，经常被自己的才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脆弱到了极点，在温室里呆惯了，弱不禁风，稍微淋一点细雨就要感冒，即使是微风吹拂也要大打喷嚏。他们不敢面对批评。稍有批评，就无法经受。他们已经被服冕旒，俨然是身居文学庙堂的九五之尊，以至于几年前一位文学博士在给他们提批评意见时，竟然采取了“直谏”的方式。他们不去看批评的是否有道理，而是怀疑批评者的动机，怀疑批评者的人品。他们不是努力以自己下一部更为精致的作品来应对批评，而是用反批评来回击批评。我很敬重贾平凹，但我又为他感到悲哀。我看到他非常勤奋，一部作品接着一部作品地写。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文坛上，他绝对是屈指可数的高产作家；在普遍低气压的中国文坛上，他也算得上是一名十分优秀的作家。我感觉到他在努力突破自己，但总是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他的作品，语言表现的挥洒自如，结构方式的行云流水，意境追求的浑然天成，什么都具备了，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就像泄了气的啤酒，那里面缺少激情，缺少力度；又好像久远风干的木乃伊，虽具人形，却没有鲜活的生命。因为，当文学创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文学不再是技巧，不再是叙述方式，不再是结构安排，不再是复调、狂欢化、多重视角等等，而是灵魂的展示，是风骨的呈现，是生命力度的强烈迸发，是鲜活血液的汩汩流动。谁能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与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里运用了多少技巧？但谁又能否认，千载而下，他们依然是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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