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从一条被误读的悲哀的狗说开去
作者：陈 冲
我这样说，相当地冒险，因为我所认为的误读，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里，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作者并没有公开讲过什么，给人一种那说法已经得到认可的印象。按说，若要稳妥，原也不难，打个电话问问李国文本人，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然而，至少到现在，我还不想打这个电话。我宁愿自己瞎猜。
一篇作品，发表于专门发表散文的《中华散文》，然后又被专门选载小说的《小说选刊》转载，那么，它到底是一篇散文呢，还是一篇小说?《小说选刊》对此有个解释：“国文先生这些年一直写随笔，也许这个缘故，他把这篇小说交给了散文杂志发表。现在文体试验的结果也让我们有些分不清小说和散文的界限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放过国文的这篇难得的小说。”这段话里，对于这篇作品的重视和喜爱，确实令我感动，而且，《小说选刊》的转载，在扩大这篇作品的影响上，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它把一篇散文说成小说的理由，无论如何还是不能令我信服的。
以“文体试验”为理由，有一定道理。确实，由于我们的不健全的教育，读者群体的整个鉴赏水平不断降低，给了某些(不是全体)“文体试验家”们一个机会，而这些“家”们所做的试验，除了极力模糊各种文体之间的不同，并没有给任何文体的写作增加新的可能性。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的杂耍能把李国文这样的作家也给耍迷糊了，迷糊到会把一篇小说交给散文杂志去发表。他既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对这两种文体都有极好的理解和把握，怎么会忽然之间就分不清骡子和马了?同样，对于职业的批评与鉴赏而言，不同文体听具有的不同的审美特征，应该也是清清楚楚的。一个短篇小说，字数写到了两万字，就成了“小中篇”，那不过是刊物的营销策略，或评奖条件的“可操作性”，丝毫改变不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各自的审美特征。小说再怎么淡化情节，也改变不了它的虚构性；散文再怎么加强可读性，也改变不了它的非虚构性。不错，现在确有一些虚构的“散文”，但那绝不是文体的“解放”，只是写手的低能。像李国文这样的作家，会不会仅仅因为熟门熟路，就把一篇虚构的作品，交给一家只发表散文的刊物去发表呢?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今年年初，有过一阵“综述”热。一些媒体，各自请了一些正在活跃头上的批评家，对上一年度的长、中、短篇小说，进行综合性的回顾和评论。仅我的阅读所及，就看到不止一篇，说《一条悲哀的狗》，讲的是那个荒唐年代里“人不如狗”的荒唐现实。当然，这里的“人”，指的就是文中那个右派“我”。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在这个右派的心态里，那只长毛狗倒是人模人样，而他本人则是彻头彻尾的‘狗’。这种角色的颠倒折射出那个非理性政治时代导致的荒诞特征。……沦为狗的人(我)冷静地讲述着俨然人的狗，却在这冷静下面埋藏着冽凛的责问。”话，倒是好话，问题是，说得对吗?从行文的语气，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可是具体到这评价本身，它真的“很高”吗?某虽不才，仍私心以为，那个荒唐年代值得认真反思、深入反省的地方，实在多多。反思、反省，根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再重演那荒唐，而为达此目的，自应着眼于剖析那荒唐得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从这个角度讲，“人不如狗”云云，不过是对荒唐的事实说一声“荒唐”而已。
这让我想起一年往事。1986年夏，《小说界》杂志在上海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一次会外的闲聊中，我和李国文聊起了当右派时的一些经历。在场的陆星儿(那时她还是“北京青年女作家”)忍不住插话问道：这么好的材料，你们为什么不赶紧写出来?李国文笑答：正因为是好材料，才需要好好沉淀、消化，随随便便就用掉，将来会后悔的。然则，相隔18年之后，李国文竟然开始挥霍这些好材料了?
反正我不信。仅仅对荒唐的事实说一声“荒唐”，绝对不是李国文干的活儿。除非他有病。而且还要病得不轻，才会给一篇讲“人不如狗”的作品，取了个《一条悲哀的狗》的篇名。那应该叫，比如说——《一条威风凛凛的狗》才对呀。
不过我得赶紧说明：这样讲，可不是在暗示误读了作品的批评家有病。没有人有病。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东西有病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人群的记忆力多少有点儿差劲。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知道“右派”和“反右”是怎么回事了。最近，因了一项小小的研究，我在一张纸上写了四部电影的片名：《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巴山夜雨》、《芙蓉镇》，然后用了两天的时间，开着车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寻寻觅觅。大街小巷，音像店多得无法计数，而一些较大的店还设有国产老故事片的专柜。在这些地方，我多次见到诸如《地道战》、《地雷战》等1960年代摄制的影片，甚至还买到一套1930年代拍摄的《夜半歌声》的VCD，惟独我要找的这四部1980年代摄制的电影影碟，竟然一张都找不到。这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调查，因为有太大的随意性，但若说它或多或少能说明点什么，恐怕也不为过。
或许我还应该说明：前引李国文的说法(记忆可能有误差，不一定就是原话，但意思应该不会错)，也不等于说别的作家不珍惜材料。赶紧写或慢慢写，纯属个人的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出了不少被称为“反右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价值、影响和作用都绝对不可低估。首先，那时候非常需要这些作品。同时，其中的一部分，在真实性和深度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当作一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待，那么前后相比，它确实是一个发展、进步、深化的良性过程。如果不是后来将近十年的中断，而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完全可以有理由期待，会出现一些更好的、甚至带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正因为后来的中断，使前面那批作品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阶段”。那么，今天再回过头去看那个阶段的作品，也就更容易看出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但又是很重要的缺憾和不足。这很正常，没有这些缺憾和不足反倒不正常了。首先是时间上还没有拉开距离。然后，由于大部分作者都是当事者或者说受害者，在那种“热乎头上”执笔，很容易把自己摆进去，但是很难让自己跳出来。还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认识上的时代的局限性。全面分析这批作品的得与失，非本人和本文所胜任，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严格地讲，在“右派”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基本上还停留在类型化、符号化的阶段，甚至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类型、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仿佛一提到右派，就联想到某种“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英雄”的形象。实际上，你只要想一想 55万这个数字就不难明白，如此巨大的人群，怎么可能全是一种模样?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仿佛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过着幸福的生活，惟独那些右派们，背负着精英知识分子的十字架，在那里承受着深重的苦难，只是由于超凡出众的“人格魅力”，桃花运倒是挺旺。还有一类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只是作者在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的忠诚，好像一个人在成了右派以后，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活下来、坚持住，全靠一个法宝：对党的信仰和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可是据我所知，55万右派中的多数并不是党员，更谈不到政治上的成熟和信仰上的坚定，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些作品中应该说也有批判的锋芒，不过从根本上讲，几乎还没有触及怎样避免悲剧的重演，倒是让人隐隐觉得好像在暗示：即使再来一次，我们的信念仍然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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