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梁锡华的“放弃”之憾
作者：韩石山
真要是这样，怎么能说书写成这个样子，“和素材来自论文的关系不大”？
这个样子仍是好书。是梁先生自己不餍足，他还有更雄的心，更壮的志。新传只是牛刀小试，他还要写一部“徐志摩全传”。而这个全传，梁先生壮年时已许下了诺，二十几年过去了，梁先生已年近古稀仍未写成，这才是我要说的梁锡华的“徐传之谜”。
１９８１年底《徐志摩新传》将要再版时，除夕这天，梁先生在他香港中文大学的书斋中，不无得意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纽约李又宁教授数月前访港，嘱咐我说不要多心，脚和笔都不可轻踹野径，该定定地坐下来写本徐志摩全传。我衷心感谢她的好意，也盼望有一天能不负她的雅望。不过，目前仍有所待，因为有‘秘密’新资料将到手。等一切国防机要都入笼且分类归档了，乃可还文债，偿宿愿。读者要是信了甚么教，敢请代我祈祷或念经罢。”（《徐志摩新传》再版序）
秘密新资料，国防机要，从这些用词上，可以看出这些材料多么宝贵，也可以看出由于将要得到这些新材料，梁先生多么的兴奋，对写出徐志摩全传多么的自信。
这是些什么新资料，什么新式武器（由国防机要转化而来）呢？
过了不久，就见出分晓。大约就在１９８２年，梁先生首度公开并做了笺注的《续爱眉小札》，在台湾的《联合报》副刊或别的什么报的副刊上粉墨登场了。这里我要加一段不短的插叙。说１９８２年而“大约”，说《联合报》副刊而“或别的什么报纸的副刊”，显然都是揣度之词，写这样正儿八经的研究文章，是不应该用的。可是没办法。只怪我一时粗疏而留下了这十年的遗恨。事情缘于我在１９９５年春天，为了写我的那本《徐志摩传》，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港台资料室的规矩太多，而我又太性急，将资料复印下来，却忘了标明选自何年何报。我手头有本邵华强的《徐志摩研究资料》，进图书馆时不准带入，只好抄下要查的目录，其中有台湾天一出版社１９６９年出版的朱传誉的《徐志摩传记资料》。据目录所载，没有多少内容，一查方知，这些年一直在出着，竟有厚厚的七大册。我的天呀，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的资料，我兴奋得什么似的，快点复印吧。就这样，复印下了梁先生的《续爱眉小札》数十页。朱传誉的这本书，是本怪书，他的编印方法，不是将资料录入编为书，而是将所有资料均影印编为书的。这个方法，我倒不觉得稀奇，因为此前我已看过蒋复璁、梁实秋主编的《徐志摩全集》也是这样编的。这样一说，就该知道，我说大约１９８２年，也是个确指，说《联合报》副刊还是别的什么报的副刊，并不是诳语了。插叙说罢，再说正文。
在首次刊登《续爱眉小札》的那天的报纸上，有梁先生写的一篇《简介》，其中说：“下面选注的，是一部分新近奇妙曲折地重见天日的徐志摩信函。这阵阵虽逝犹响的爱音，是陆小曼编《爱眉小札》时故意掩盖起来的。个中原因，读者即使不详悉徐、陆二人关系，阅毕这篇，也自然顿悟于心。（中略）徐志摩当然没有展布他个人情柬的愿望，如今公诸于世，我们对泉下的他，只有请求谅解。这些信，特别是末期那几封，会使多少人对他加深景仰，或者至少多嘘几声幽叹。他为爱而一往直前，为爱而摆上自己。他是个情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在公开“出土文物”的今天，我们特别纪念这一位大爱未尽且大才未展的一代文坛俊士，并虔敬地默祝他永远安息。”
将这里的“奇妙曲折”、“出土文物”等词语，跟《再版序》中的“秘密新资料”、“国防机要”相对照，我有理由说，梁先生１９８１年除夕所说的将有所待的新资料，就是这个《续爱眉小札》。
《续爱眉小札》刊布时很是隆重。右面的肩题是“世间情爱的绝响”，左面的是副题是“徐志摩致陆小曼私柬首度公开”。太珍贵了，以致报纸的编辑都不愿意让它尽快地载完，像挤牙膏似的，一天只登那么一两封，顶多不超过三四封，共三十九封信，登了十八天。每封之前，都由梁先生加上诱人的标题，比如“一海的思感”、“蜜甜的影子”、“真急死我了”等等。
《续爱眉小札》这个题名，先就不确。梁先生说这“是陆小曼编《爱眉小札》时故意掩盖起来的”。这里的掩盖，相当于删落，也就是不愿收入的意思。《爱眉小札》是徐志摩逝世五周年的时候，陆小曼为丈夫编的一本纪念性的集子，收入徐志摩写的《爱眉小札》和《志摩书信》，还有陆小曼的《小曼日记》。续《爱眉小札》，是续这本书呢，还是续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徐的《爱眉小札》是日记，这些信显然不能说是续他的日记。那该是续这本书了，可一本书又怎么续呢？如果《爱眉小札》是本书信集，还可以这样说，它的主要部分明明是那日记《爱眉小札》，现在要以信来为之续，怕说不过去吧。一定要和《爱眉小札》扯上关系，只能说是续书中《志摩书信》那一部分。
再就是，梁先生说这些书信是陆小曼编《爱眉小札》时故意删落的，也不对，只可说是梁先生故作惊人之语罢了。事实是，１９３５夏天，徐志摩光华大学时期的学生赵家璧，想为徐出版全集，征得陆小曼同意后，便与陆一起来编。《爱眉小札》是徐志摩最重要的一部日记。赵曾回忆：“１９３６年１月，陆小曼先把它交给我，于是我们先按诗人手迹影印了一百部，然后把它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由于字数不足，小曼把同一时期自己写的一部日记也拿出来了，还有志摩写给小曼的十一封信。”（赵家璧《徐志摩和＜志摩全集＞》?熏收入作者《编辑忆旧》，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８月出版）过后不久，全集便编起来了。因为外地的朋友，大都不愿意将志摩的书信交陆小曼，小曼便将她保存的志摩书信全部交出，编入全集。也就是说，《爱眉小札》里只编十一封（实为十二封），只是因为日记《爱眉小札》不够一本书的容量，根本不存在着故意删落的问题。
现在要说的是，梁先生奇妙曲折地得到的这３９封信，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宝贵呢？
是宝贵的。可惜的是，宝贵还需要时间，历史给梁先生的可宝贵的时间太短了。
这３９封书信，全部包含在赵家璧、陆小曼合编的那套《徐志摩全集》中。这就要说到这套全集的悲惨命运了。
１９３６年上半年，全集编起后，听从小曼的建议，不叫《徐志摩全集》而叫《志摩全集》。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安排，下半年就可出书。这年十月，胡适来到上海，与小曼见面后，劝小曼交给商务印书馆出，商务可先送一笔稿酬。小曼当时生活正拮据，就答应了。第二年抗战爆发，这事儿就无限期地拖了下来。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朱经农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是志摩的老朋友，小曼找他说起此事，他马上安排人办理。经查找，始知书稿战时随馆疏散到香港，仍在。当即调回。到１９４８年７月，已打出纸型正要付印，又因时局关系搁置。解放后，徐志摩的书不可能出版了，商务印书馆毕竟是老字号的商家，仍本其敬业精神，把全部清样与纸型退还给陆小曼。１９６５年４月陆小曼弥留之际，将清样与纸型交陈从周保存。文革前夕，陈从周果断地将清样与志摩的其他一些文稿，上交北京图书馆。不知何故，纸型留在了志摩的一位亲戚徐炎处。转眼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文禁松弛，可以出版徐志摩的著作了，在各方的呼吁下，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从北京图书馆得到清样，从徐炎处得到纸型，便利用这纸型和清样，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出版了《徐志摩全集》五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