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梁锡华的“放弃”之憾
作者：韩石山
我那时要搜求徐志摩的资料，不免到处打拱作揖，笑脸迎人，结果在剑桥、伦敦两地粘上点徐氏和魏雷交往的蛛丝马迹，并辗转获得魏雷太太的地址。伦敦地方有如老牌帝国主义的心肠，哪里不是九曲十三弯？哪里少得了八阵图之趣？访魏雷太太那天，花了不少时间，毕竟在高门区找到了那条什么大街。
站在那所房子面前，我感谢女王（意即走裙带关系感谢上帝，盖女王乃英国国教之主也），因为天气特佳：平时无往不透的伦敦愁云惨雾，大概都往法国或西班牙度假而忘了关百叶窗，让常受禁闭之苦的蓝天白云，有机会一觑尘寰，这对我来说岂非皇天开眼？不然的话，那个可作古董摆设的门牌，怎能让近视的双眸轻易省识其煤炭之面？
心头一喜，健步如飞，闪过虚掩的双门……（《从老人家到魏雷太太》）
不必再引了，有了这几段文字，也就可知梁先生的腿脚是如何的麻利，同时也就可以知道梁先生的巧舌是怎样的如簧了。文字比唾液更能显示嘴巴的健康与否。于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梁先生便从魏雷太太的家里，获得了徐志摩给魏雷的一封信，还有魏雷的一篇文章《欠中国的一笔债》。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魏雷太太毕竟太老了，梁先生的嘴儿再甜，也打不动她的老芳心，只准梁先生将信与文章拿出去复印而不准将原件带走。她或许以为，复印件是个影子，顶多也不过是个赝品，拿去也是无用之物，岂不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了复印件也就足够了。梁先生又不打算将来把他的收藏全捐给海宁的徐志摩纪念馆，要那么多实物做什么！
几乎用同样的办法，也是这次在英伦，梁先生又跑到南部的德温郡托特尼斯（Ｔｏｔｎｅｓ ?熏Ｄｅｖｏｎ）?熏找见恩厚之生前创办的达廷顿庄，获得了徐志摩给恩厚之的二十封信，还有那封至为宝贵的徐志摩给林徽因的没有写完的信。只是这次他见到的，不是恩厚之的那位富贵的妻子，而是当年达廷顿庄的一位工作人员，彼时还是个名叫嘉波拉（Ｐａｕｌａ Ｃａｒｔｅｒ）的少女，此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莫勒尔太太（Ｍｒｓ．Ｍｏｒｅｌ）。
此后他还去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大学，看过徐志摩的硕士毕业论文，复印了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的成绩单。又去过印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复印了徐志摩给泰戈尔的信件，太珍贵了，连信封一并复印。
这些宝物，几乎可以垫实徐志摩的另一个八宝箱而有余。事实上梁先生也是将这些东西视作秘宝的。这里秘宝一词须加注。梁先生懂得，别人未必懂得。早在１９２５年春赴欧洲前，徐志摩将一个小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内有他早年的日记与文稿，后世便称这个箱子为八宝箱。志摩去世后，因志摩早年的日记关系着林徽因的声名，林便借助胡适的大力，一定要得之而后快。胡适在写给凌叔华的信上说，“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话说到这个份上，凌叔华只得将小箱子交出，但对“秘宝”一词极为反感。是秘宝，但梁先生宝而不秘。他是有用项的，且是大用项。
于是梁先生写出了他的《徐志摩新传》，于是梁先生才敢在该书《前言》里自负地说：“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手上有些新资料，而我相信，这些资料能帮助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以及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徐志摩。”
梁先生把他的这本书叫“新传”，多少有点自炫的意思，因为在他之前，并没有一本像样的“旧传”。邵华强先生编的《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出版），收录各种资料书目够全的了，我细细地查对了一遍，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梁先生的新传出版之前，大陆没有出一本徐传。港台那边，成本的只有章君谷的《徐志摩传》，勉强也可说是传的还有刘心皇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章君谷的《徐志摩传》我没看过，但看过他写的《徐志摩的盛大婚礼》（载台湾《中外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此人不像个研究者，倒像个掌故专家，许多研究者不凭资料绝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无意间窜到笔下的这个“家”字提醒了我，或许这个“章”就是原本是“张”。张君劢、张公权兄弟姐妹十二人之多(八男四女)，谁敢定这个“章君谷”不是那八个兄弟之一？这样的写法，这样的身世（推测），这是一部怎样的《徐志摩传》也就可想而知了。刘心皇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大陆出过花城出版社的简体字本，我是看过的，一言以蔽之，有传之形而无传之质，只能当作野史读读。也就是说，在梁传之前，并没有一部正经的徐志摩传，而梁先生却要把他的这本书叫“新传”，我的理解，他要强调的是“新资料的传”，非对于旧传而言也。
虽说有这样的花头，我还是要说，其名可议而其功甚伟，此乃徐志摩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有了梁先生的这本新传，徐志摩的研究就上升到学术的意义上了。此前只有零敲碎打的单篇文章有学术的意味。
梁先生的这本传记，缺憾也是昭然若揭的。一是只管炫新耀奇，而不顾及传记的体例，二是研究并不深入而遽下断语。这或许是因为，梁先生是学文学的，没有正规的历史学训练。传记，虽有时也叫传纪文学，那是指其文字达到文学的层面，并非可用文学的手法。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应属史学的范畴。凡真正的历史研究之作，不外两途，一是有新材料的发现，一是对已有材料作新的整合，提出新的见解。梁先生的徐传，新材料是没得说的，深入的研究就不好说了。遽下断语，实为史家之大忌。且举一例。书中谈到徐志摩与胡适的关系时说道：“志摩对胡适有完全的信任，他不能或不愿对别人说的心腹话，都几乎能全部对胡适倾吐；他也把许多‘见不得人’的信札文件，公开于胡适面前。胡适藏有不少这些文献，由于涉及之面太广，至今尚存保险箱内。当条件成熟能公开面世时，这些珍贵资料一定会使我们更清楚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一定会有助于后人更了解现代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以至政治界的错综局面。”（《徐志摩新传》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这话很容易让人推想到胡适也有个“八宝箱”，里面藏有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一旦公开将使许多事情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梁先生说这样的话，又是这样断然的口气，有什么事实根据，是他看到过胡宅有这么个保险箱，还是有什么扎实的材料可证明胡宅有这么个保险箱？对胡适经历了解的人，是不敢说这样的话的。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胡适撤离北平前，只是托陶希圣将他父亲的遗稿与《水经注》的稿本，带到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自己走的时候，也只是带走自己搜集的《水经注》的贵重版本，连书房都没有收拾。有人说他是仓皇逃离，实则他是有自己的主意的：“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乱了。”（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这样，纵然胡适有个保险箱，也绝不会如梁先生所说，“藏有不少这些文献”，也就绝不可能“这些珍贵资料一定会使我们更清楚他们两人的关系”。只能说梁先生是“想当然耳”。
如果我说的梁先生的徐传之谜?熏只是想指出梁先生的《徐志摩新传》如何的新以及还有些什么缺憾之类，那就不配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写了也不配叫这样的题名。我要说的是另一回事。
《徐志摩新传》的缺憾，梁先生自己是一清二楚的。在新传的《新言》中梁先生说：“我多年前在不能自主的环境下，‘为生计’（这是在套用叶维廉教授的三字名言），去接受学院的训练，至终于养成了个只会写木屑类干巴巴文章的洋博士，而不幸又有点历史癖， 所以一向自信没有生花妙笔来写猛士回头、倩女转眸的动人传记。本书带点学究味而流溢不出甚么‘文艺的芬芳’，缘于此。这和素材来自论文的关系不大。”（《徐志摩新传》前言第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