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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碎孟浩然
作者：李国文
于是，他当即决定，不当隐士，在山林里久了，只能越来越土鳖，还未完全土鳖之前，赶紧跳出去。怎么说，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乘船坐车，晓行夜宿，由襄阳而南阳，由南阳而洛阳，接着，人便进了潼关。说实在的，这位既是山里人，又是乡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贵气象的长安，花团锦簇的都城，一双眼睛怎么也不够用了，两条腿也觉得短到迈不开步了。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这一切一切的欢乐愉悦，这一切一切的声色诱惑，让他目瞪口呆，直后悔自己觉悟太晚。看来，就文人而言，短暂的冷落，或许可以忍一忍的，口头的清高，无妨可以讲一讲的，但长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呢？
时下北京城里，很有一些文化人，在远郊区县买了房子，权当别墅，渐成风雅之举。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几天，约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风尘以后，又来不及地赶回城里来。紧接着，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会，日程排得挺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两个会，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间还得酬应饭局。无论到哪里，都逃不脱尼古丁的乌烟瘴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文坛就这么势利。他什么都不写，或者，他什么都写，可就是写不好，或者，就是写不好，但他有发言权，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着放弃话语权；第三，放弃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着消失；不存在，意味着被文坛除名。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铁钉子，下手榴弹，也得从城外赶回来，为了话语权，哪怕肺的新鲜空气又被城市的恶浊空气所置换，也认了。最可怜见的，莫过于那双仆仆风尘，疲于奔命的腿了，有车者尚可，无车者来回倒巴士，也真是苦命之极。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７２８年（开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颠屁颠要到长安来的缘由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出他的声音，才能争取到他的话语权。在鹿门山，哪怕他是帕瓦罗蒂，没有听众给他叫好，给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诗，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长安，天子脚下，他才可能实现从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说，他的诗友们，与他最要好的王维、李白，一个个都“待诏”了，都被御用了，眼看着飞黄腾达，前程辉煌，对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相当的伤心。
老友王维就不必说了，冲李隆基不请自来，登门求教，屈尊移就，串门聊天。获如此之殊荣，岂不是一张纸画一个鼻子，那脸该有多大？让孟浩然都快羡慕死了。能够在皇帝的视线里存在的中国文人，确有不少；能够在宫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的中国文人，也许会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从床底下拉出来介绍给皇帝，这样亲近待遇的中国文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张狂到家，长安城简直装不下他了。在小酒铺喝得醉醺醺的，还被圣上着人找到了他，要请他进宫里去做诗。干吗呀，干吗呀，我酒喝高了。他还拿搪不去。那些太监们说，爷，劳驾您走一趟，要不，小的们没法交待，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赏牡丹的御花园。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为之脱靴，杨贵妃为之捧砚，三首《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气呵成。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吩咐赶快给诗人准备醒酒汤。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云，别无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乡，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怀王请他作赋，郑袖给他发嗲，子兰替他铺纸，靳尚为他倒酒，他会去跳汨罗江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还大可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山为伴，白云相随，非一棵树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维、李白的登龙之路，在这遍地风流的长安城里，领受一下别一种更滋润的岁月呢？
他不禁痛心，隐居鹿门山，可把他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然而，这个孟浩然，下山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进城以后应对的战术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山里待久了以后的小视野，小格局，小器度，小胸怀上，诗人未能迅速调整心态，与时俱进，适应环境，结果，因小失大，错过良机，机不再来，贻误终生。这就不如那些郊区置有别墅的当代同行了，只要过了五环路，马上精神抖擞，只要到了城区，立刻进入角色。这时，只要给他一支话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乱坠地神侃起来后现代，超现实。如果再有电视台的镜头对着，连荷尔蒙都从五官七窍冒将出来。可孟浩然，有点惨，水土不服，人虽到了长安，但他的心还不能一下子就习惯城市的红绿灯、斑马线、欧三排放、世界五百强之类的新概念。
也许，山林里的负离子吸收得多，固然对身体的好处很大，对头脑却未必有多大用处，说不定还会产生副作用。因为，从负离子很丰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转变到负离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现一种类似由平原地区到高原地区的缺氧反应。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这种一下子，两下子，过渡不过来的傻和苶上。乡下人进城，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总是踩不上点，总是木木的，懵懵的，总是眼神聚不了光的游移不定，总是让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这种迟钝，迟疑，迟慢的应急能力的严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维在听到他对李隆基念那两句诗时，一定是相当相当晕菜，差点背过气去。就别说让陛下恼火的“不才明主弃”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摆着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对这位不识时务，不懂深浅，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宫禁何等森严，大内岂容外人，王维这样做，绝对是冒着风险的安排。我估计，把他弄到宫城内署，也就是大乐丞（相当于国家交响乐团）的住处来，好心的王维，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临，使他得以一睹天颜，展现才华，从而得到陛下的恩宠，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转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晋身之阶，有可能得偿其愿成为御用文人哩!然而，由于在鹿门山当隐士，闲云野鹤惯了，来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诸多的不适应，不如愿，不习惯，不开怀，才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充分反映他来到长安以后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怼感的诗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这其间的落差，让孟浩然感到非常沮丧。这两句一脱口，孟浩然的“待诏”梦彻底粉碎了。但是，一个做美梦的人，要彻底清醒过来，不易；同样，一个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愈，更难。大约三年以后，我们这位说隐不隐，说显不显的诗人，第二次来到长安。
如果说，他第一次来，是王维为之穿针引线，那么，他第二次来，却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在此之前，当孟浩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如他一首《过故人庄》所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他发现自己在大都会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简单，他是乡下人，他是山里人。只有在田庄里，在桑麻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可公元７３０年（开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自荐书，让他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我们不知道随后失意东归的李白，是怎样将信息传递到也在周游江湖的孟浩然。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绝对能与朋友分享快乐，同承艰难的侠义之人，肯定是他设法告诉了孟浩然。这位时任采访使的韩朝宗，其识拔才俊之别具慧眼，其推举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长安面谒一下的。
可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为了那梦，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两年，他才成行。估计够朋友的李白，在韩朝宗那边也做了工作，或者还有某种承诺也说不定。无论什么朝代，什么社会，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给你的东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李白是一个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之士，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最后，韩荆州竟然发出邀请，约孟浩然同到京城。于是，才有公元７３３年（开元二十一年）他这一次以为是十拿九稳，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这次失败，简直就是一场莫明其妙的闹剧。
据《新唐书》：“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因为喝在兴头上，把与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关前程大事的约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人提醒以后，不但不赶紧设法匡救，还匪夷所思地发起脾气来。上一次是他那种农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维白帮了忙；这一次是他那种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帮了忙。
他的一首《东京留别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别长安以后所作？
“吾道昧所识，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两度梦碎，看来他是彻底地觉悟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惟一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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