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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碎孟浩然
作者：李国文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
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那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６８９－７４０），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
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由此，我们大致了解这位隐居鹿门山多年的孟浩然，是一个说隐也不见得真隐，有时能隐上十天半月，有时也隐不住的带引号的“隐士”。因为据李白诗，一个与世间不往来的“白首卧松云”的隐士，怎么能达到“风流天下闻”的地步？既然“风流天下闻”了，又怎么可能多少年如一日，捺住性子在鹿门山做他的隐士呢？
所以，从他结交名流，唱和诗坛，从他游山玩水，入幕为宦，从他两赴长安，应试求官，从他为实现这美丽之梦，碰过一回钉子，不死心，又碰第二回钉子，说他是雅爱山林，更恋红尘，喜好恬淡，更慕虚荣的诗人，也不为过。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子里的入仕之心，名位之心，染指权力之心，渴望青云直上之心，别人有的，他也并不少，只不过打着一个隐士的招牌，清高的招牌，多少有点遮掩而已。
李白对于同行的褒扬，尤其是势均力敌的同行，吝于笔墨，不大著于文字，是出了名的。能够作出这样一首诗来，简直等于给他做了一份超级广告。证明他对孟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也是使孟名声大振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白还为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唐玄宗在王维那里说到这个孟浩然时，特地加了一句：“朕知之久矣！”我估计，很可能是李白的诗，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了。
其实，孟浩然的诗，确实写得不错。清人编《全唐诗》，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浩然为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篇什既成，洗削凡尽，超然独妙。”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认为他的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谈唐诗的人，都将他与王维并列为“王孟”，两人在山水诗上的成就，为人称道。他的那首无人不知，尽人皆晓的《春晓》，随便问任何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一字不落地背诵得出。
居隐求显的诗人，第一次来长安，为公元７２８年（开元十六年）。翌年，碰壁还乡。第一，碰了皇帝的钉子，第二，应考也名落孙山，只好取消登第入仕，为御用文人的美梦，打道回府，继续隐居下去。
综其一生，孟浩然始终摇摆在“当隐士”和“被御用”的两极之间，一冷一热，忽冷忽热，或热得高烧谵语，或冷得冰冻三尺。总之，活得快活也不快活，过得轻松也不轻松。“朱绂心虽重，沧洲趣每怀”，“君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他的这些诗句，就是诗人处于矛盾状态下的心情表达。当他朱绂之心不重时，他会活得快活些；当他对长安心向往之的时候，他就过得不那么轻松了。
本来，他潜居鹿门山多年，“此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渔樵躬耕，做诗自适，也曾经是蛮惬意的，蛮从容的，蛮能够想得开，放得下的。本打算做隐士到底，可熬到四十岁光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终于再也苦熬不下去。还是下了山，跑到长安，要当御用文人来了。
这是中国文人最为致命伤的事情。一千多年来，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梦：第一，“金榜题名”，使皇帝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第二，“御前对策”，使皇帝能够赏识自己的才能；第三，“君臣唱和”，使皇帝能够倾倒自己的才华；第四，也就是“爱卿平身”，被皇帝视为心膂，平步青云，衣紫着绯，前程似锦。
这种梦想被御用，被拔擢，被亲信，被宠幸的心结，很像经蚊子传染的疟疾，又称“打摆子”的先冷后热，间歇发作的病症。
中国文人几乎都罹此疾患，无一幸免。巴结啊，讨好啊，趋迎啊，干谒啊，就为一个目的，被御用。不过，有的人，重些，乃至不顾廉耻；有的人，轻些，手脚做得干净，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发贱，甚至在他写马屁文学，做赞颂诗篇的时候，内心深处，未必不认为自己发贱，可他还是坚定地发贱到底，这就是这种病给折腾的。把话说回来，当你在笑话这位同行的下作，卑鄙，无聊和无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有可能，你也难保不发贱，说不定是比他更贱的贱皮子。
为什么这种贱，千年以来，非但有增无减，而且变本加厉呢？因为缠绵在中国文人脑袋中的这种求御用的打摆子传染病，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即使控制一时，也控制不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谄媚于朝廷，乞求于官方，卖笑于当道，折腰于权力，这类丑态，我们还见得少吗？
按说我们这位诗人，到了不惑之年，应该更理智些、清醒些才对。可他突然间，犯病了。食不知味，寝难入睡，坐卧不宁，心神烦躁起来。虽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山林间，空气相当清新，负离子极多，松茸蕨根野菜地耳，又是极富维生素和营养的无污染食品。但他想来想去，在山里即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可长安文坛，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场面，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领风骚者层出不穷，出风头者络绎不绝，电视屏幕上断不了跳出几张油炸丸子式的肉脸，报纸版面上时不时冒出他们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传闻。那炒作之震天动地，那乍呼之雷霆万钧，让这个蛰居山中的心总痒痒的诗人，实在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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