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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写作：逼迫“上帝”重新洗牌
作者：李 梦
女性主义迄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且为大众公认的概念。“言语”很多，但距离“语言”尚隔着千山万水。这是完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段。女性主义所要思考的重点是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存在”不是萨特的先于本质的“存在”，不是海德格尔“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无家可归”的“存在”，而是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存在。一方面，女性主义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的依据，另一方面，她还要对那些既定的“合理的存在”做出自己的怀疑和批判。丑小鸭出落成白天鹅无须天降奇迹，女性主义由“言语”芜杂的原生态茁壮为“语言”大师，同样也无须神赐光明。女性主义“言语”集体狂欢的那一天，必将也是女性主义“语言”瓜熟蒂落皇冠加冕的庆典日。
女性主义目前还是一个略显空洞的能指，距离她的现实的终极目的——完全彻底的男女平等，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一小碎步。“我的老师”胡适之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女性主义最短缺因而也最急迫的是进行扎实的具体的工作。问题很多，诸如伪婚姻自由，表面化的同工同酬，性骚扰，求职中的性别歧视，政府高层结构的性别比例……每一个问题都值得充分研究。国家级项目、省级项目、院校级项目都应该主动给“女性问题”划分出一些名额和资金，三分之一若是奢望，五分之一不算过分。即便施舍，即便恩赐，即便打发要饭花子式的表面文章，女性主义也不会斤斤计较，而是照单全受。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女性写作。女性主义这一想象的能指，和她现实的所指之间不是一步到位的，不是有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声音，便“呼啦啦”对应着冒出一大片女性主义的森林。女性主义的所指实际上还是个巨大的空白地带。能指和所指的中间处，是女性主义最有所作为的施工地，主动的、有意识的、符合女性主义原则的桥梁建设远未夯下坚实的地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实现女性主义的理论抽象到现实具体，最可信赖的只能是女性写作。女性写作就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叙述和实践。重要的不是叙述的理论，而是理论的叙述，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女性写作不单单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不单单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写作，而是全体女性用身体和心灵共同完成的“书写”。她是一首诗，一篇小说，是一幅画，一支曲子，是清晨的一抹唇膏，午夜的一截残梦，是纺车上的丝线，灯影中的鞋底，是十月怀胎后的那一场大流血，三八节下午的那一道菊花茶，是张爱玲的一炉香，王安忆的三十章流水，空中客车里漾着笑意的热咖啡，绿茵场上生机盎然的铿锵玫瑰……每个女性都是一个字符，一个句子，一个自我的表达和表达的自我。每个女性，在她前往这个世界的亿万年路途上，都用心孕育、设计着这一次表达；每个女性，在她驶过这个世界的数十载春秋中，都拼却红颜绽放着这一次表达；每个女性，在她告别这个世界后的无边黑夜里，都欣赏并慰藉着这一次的表达。
女性什么也不做都是写作。这一点男人做不到。除了知识者，男人不写作。即使知识者，也不全都写作。甚至某些大红大紫的写作男人，其所作所为也难称写作。没有男人泡完了桑拿泡完了小姐，在回家的途中看一眼星月。而女人能，女人就是一晚被泡了一百次，归巢的路上也会瞟一眼夜空的繁星和月牙儿……
这就是女性写作。
这就是女性。
既然女性是弱的，软的，既然女性是水，就是“好”了。女性，就是一汪池水，就是一泓清泉，以及江河，以及海洋。
女性写作，一方面是“女性”的写作，决不像有人所讲的，“我们不能以男女性别来区别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男作家或女作家来标示‘男性文学’或‘女性文学’”，以为“所有男女作家有关女性生存和解放所作的思考”都可纳入女性写作。这种可疑的论调很是不少的，然而，就像“超道德”之同于“伪道德”，所谓“超男女”的女性写作也无非睡眼惺忪的杜撰。男性，即使诚心诚意，和女性也“隔着三层”，生产的痛苦，经期的麻烦，男人永远不会亲历，他们最多是给女性配点药方，或者动动手术刀子，还大都以赢利为目的。另一方面，女性写作是女性的“写作”，按照女性写作最宽泛的理解，女性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写作”，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女性写作深恶痛绝的。花木兰从军，这是一个公民分内的工作，而女扮男装则不免让人担心她的生理卫生。男人们愿意用他们的审美标准塑造样板，女性没有责任和义务依此样板照葫芦画瓢。裹足算得上国史最大的恶俗，隆胸也强不到哪儿去。表面看，前者是封建意识的强迫，被动的成分多一些，后者是新时代的前卫时髦，是主动的自由选择，但主动的背后，实际上还是“为悦己者隆”，“为男性者隆”。但这不是女性的“写作”，如硬要给个说法，只能算是“被写作”、“被看”、“被观赏”。一个“被”字，几乎囊尽全部女性的非“写作”内容，而女性写作恰是要掀翻一切的女性之“被”，或者甩给男人，或者烧成灰烬。
女性写作是为女性自己的写作，是女性自己的呼喊和细语，是用女性自己的目光审视女性，是用女性意识觉醒女性的意识。女性写作不独个体，而且是民族的，世界的，宇宙的。对于男性，女性写作是康德的“物自体”，不管承认与否，它都在彼岸不依男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女性写作就是站在这个彼岸上，“看”着这个为我所孕育、为我所爱的“现象界”，并揽入怀抱。
女性写作，也许仅只说说而已，也许不止说说而已。
也许还是一场革命！
革命，从意识、潜意识、灵魂，到文化、经济、政治，全面革命。对于传统，一个不尊重女性，甚至以糟蹋女性、作践女性为趣为美的传统，女性写作有必要尊重它吗？对于这样的传统，女性写作的态度是：决不回归，坚决叛逆，并“师夷之长以制夷”，全面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男权，就是女权。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女性写作不仅是林白笔端的“一个人的战争”，且是女性的集体作战。女性写作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她是一场革命，是一个意识推翻另一个意识的“暴力革命”。
女性的呼喊和细语是微弱的，但再微弱也是一种声音，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千万别“不拿村长当干部”，“不拿馒头当干粮”，星星之火势成燎原，这不是威胁恐吓，也不是给自己提气壮胆，历史倘若独依“男权意志”为转移，那就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神的历史，神化的历史，或妖的历史，妖化的历史。
女性的呼喊和细语是微弱的，惟其微弱，才更须呼喊。指望男权诚心笃意为女性写作鼓与呼，未免天真幼稚。男权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颠覆自己的“她者”推波助澜，这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这样的失败，男权是不会心甘情愿翘首企盼它栽到自家头上的。一直以来，女性一边做着男性的宠物，一边又做着男性的玩物，宠物玩物，形式上的贵贱抹不掉本质上的同一，“金枝玉叶”的内里无非是“丰乳肥臀”。从根本上讲，女性是男性的使用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亦即目的。女性若想爬出“工具即目的”的深谷，除了自我拯救，别无蹊径。所以，“女人的事情女人办”，女性写作只有女性自己做主，不但“有了快感你就喊”，没有快感也要喊，甚至更要喊。这叫喊不是敷衍搪塞，不是曲意迎合，而是对男权之失职失责的底火发泄，是对男权动辄把责任归咎于女性反应迟钝冷淡的终极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