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女性写作:逼迫“上帝”重新洗牌

作者:李 梦




  一个幽灵——女性主义,在中国大陆徘徊。
  之所以说她是徘徊,因为她探头探脑,时沉时浮,云聚云散,却没飘落过一颗落实的雨滴。之所以说她是幽灵,因为她无肉无骨,无形无象,气若游丝,只偶尔在黑夜的荒野发出几声落寞的叹息和无奈的呻吟。
  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既没有旗帜,也没有舵手,像流窜于深山老林的散兵游勇,抽冷子搂一搂枪管射几粒子弹解一解心头之痒;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既没出蕊,也不见果,像锁在深宫色褪香销的老粉,对着枝头的麻雀谄一丝媚笑吟半阕词章排遣肌肤的焦渴;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没有正当的名分,太太作不成,姨太太的名额也摊不到她头上,丫鬟堆里,顶多是胸不挺腰不直臀不翘的临时工作人员;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说好听的,是混迹在革命大家庭的饭桌上蹭一副碗筷,杂糅在后花园的百花丛中沾几点雨露,说难听的,是给鼻子上脸,隔锅台上炕,烂泥糊不上墙;在中国大陆,权威意识形态的包房里没有女性主义的坐席,顶多“私人化”地、自慰地充当着自拉自唱的肉蒲团;在中国大陆,一个feminism的英文单词,我们只嘀咕了几天它的原意——女权主义,便虱子虮子满脖领子的奇痒难耐,羞答答娇滴滴地把它置换成女性主义。个中之三昧,怎一个“性”字了得?怎一个“权”字了得?性,欢迎,来者不拒。权,抱歉,男女有别!
  人和人相比,差距咋就那么大呢?男权咋就天经地义亘古不变了呢?
  我不想控诉妇女卑下地位的血泪史了,我怀疑这样的控诉对男权能有多大的触动。实际上,男权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公然昭示的,都不加丝毫的婉转和掩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传》)……历史车轮滚动了千百年,莫说男权之根没有碾断,便是皮毛也没伤着,这才是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的。无非上古文言换成了白话美文,而骨子里“咝咝”冒着的依旧是“雄”性天下的鬼火和“雌”性卑贱的妖风。譬如南方一位唯美作家,把自己的洁癖上升到审美高度,在他的眼里是没有美女的,因为真正的美女都不上厕所。还譬如一位先锋作家,一边潇洒得意地摆着“先锋的姿态”,一边不忘了饶有兴致地拿女人打趣,“文学不是人老珠黄谁想蹂躏便可以糟蹋一番的女人”。原来女人,尤其人老珠黄的女人,是任谁都可以糟蹋一番的。如此之pose,何止先锋,怕是先锋到了腐朽。
  男权之深深几许,从知识分子到炼钢工人,从公务员到扛锄头的,从大亨到二道贩子,从夕阳红彤彤的耄耋老朽到开口闭口“×你妈”的学龄前儿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三个字“吃女人”!
  而且是通吃!
  对女性的“血泪史”我并不悲哀,我早有身心的准备。我不悲哀,因为在中国大陆,关于女性历史的“控诉”和当下现实的法律条文搭不上茬,男权当下的现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搭不上茬,女性的“言语”和男权的“语言”搭不上茬。在中国大陆,女性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在国家大法中言之凿凿,有条有款,男权的统治策略早已从胳膊粗力气大的霸道衍变为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无影腿秘踪拳。女性主义即便出手,即便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她的出手,她所面对的也是汪洋恣肆无边无际的意识海洋,甚至觅不见一个明确的可击打对象。出手越重,打空的可能越大,自伤自残的可能越大。选举权都赏赐给你了,还瞎张罗个什么劲儿呀!女性的这种尴尬窘迫让一些菩萨心肠的男人都偶尔不好意思了,作家高晓声就曾“假如我是女人”地梦呓过一把。我不觉得这就抬举了女人,恰恰相反,这更加反衬了女性被歧视的现实。“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标语口号,而且越来越沦落为只是标语口号。但我不悲哀,因为在中国大陆,女性的“血泪史”充其量是老地主觊觎将来的变天账,是少人理会让人起腻的祥林嫂。这不是一个“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的时代,忘记较比篡改,更具人格的魅力。男权们甚至连善意的戏说式的篡改都懒得做,这才是真的幽默。
  我琢磨着西方那个烂熟而烂俗得简直媲美刘德华情歌的一截神话故事,亚当和夏娃。据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亚当,又在亚当沉睡时取其肋骨造了夏娃。这根肋骨在亚当身体的左侧还是右侧?是第几根?为什么单单是肋骨而不是别的部位?为什么单单是这根肋骨而不是别的肋骨?谁做的这次手术?好像是上帝,但我更愿意设想是亚当先生自残的,这牵涉到是亚当先生自身对女人的需要,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上帝摊派的名额。手术时用麻药了吗?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如果女人是在男人的不痛不痒中呱呱坠地的,那么女人生产的流血与疼痛,至少在男人眼里就显得矫情和夸张了。之所以琢磨这些,因为关乎到女人的出身、籍贯,当然,中国女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是不会认同西方某男人的查无可考的某根肋骨这个籍贯的,我们宁可查无可考,也不会乱认祖宗。
  虽然居处东西之地,肤有黄白之别,土豆烧牛肉和猪肉炖粉条也各有千秋,女性的本质,东西方一样的。从人类神话学角度看,亚当和夏娃天生就是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你”是“我”的产物,“我”当然对“你”有所有权,这是男人理直气壮的由头。问题在于,当夏娃要把亚当从整体降格为个体,当作为局部的女性要把作为整体的男性一分为二,成为与男性同等的“系统”,这样的局面,是男权既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屑一顾的。任何一种有生命的“言语”都不会甘愿从属于“他者”的“语言”统治,都会从这种“语言”中破茧而出,生成新的与“他者”颉颃的“她者”的“语言”。这样来理解传统,一切都好解释了。任何一种权力都不会轻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会以各种形式捍卫自己。男权不是心虚胆寒手麻腿软的伪军,一声“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便跪地求饶交出炮楼。对此,女性主义应该由衷高兴并热烈欢迎,这恰是一个磨砺自己的绝佳战场,这恰是成长成熟、独立完善的必由之路。
  在女性还只是“言语”阶段时,这世界没有也不需要什么男性主义,上帝安排得很好,男人们都很满意。亚当先生固然失去了一根肋骨,换来的却是不可撼动的权力,女人则永远“和真理隔着三层”,好一似上帝的“绝对理念”炮制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男人,谁又能说不是男人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男人们把这游戏玩得轻松加愉快。夏娃之降生伊甸园,是亚当先生的需要还是上帝的需要?是上帝为了照顾亚当先生的需要而“灵魂一闪念”,还是上帝自己的一次突发奇想的业余消遣?不管动机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宁愿选择男人,而不选择上帝。男人终究是“存在”,上帝则虚无缥缈。女性主义何妨把自己当作男性的异化!
  我们没有上帝,没有亚当夏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我们只能对着那样一个类似柏拉图的绝对理念,说着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呓语,做着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臆想。所以,中国的女性主义若想在男权话语里分一杯羹,若想由从属于男性“语言”内的“言语”成长结果出自己的女性“语言”,另立山头,就得首先逼迫男人建立一个“男性主义”的概念,并进而对其做集体的全民族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解构、象征意象、新历史、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等巨细靡遗的阐释解释叙事颠覆建构的狂欢。让男性主义尽情狂欢吧,肆无忌惮地狂欢吧,女性主义将无限纵容这样的狂欢。这不是一个圈套,或者,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圈套。在狂欢的疯癫中,男性主义将燃尽最后一星野火,女性主义则将泛滥一江春水。这是女性主义最可企盼的可能。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