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另一种文坛排位
作者：黄桂元
老五：散文营生
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一切文章，虽有大而无当之嫌，拿来套用一下似也无妨。
于是人们看到，散文营生如同遍布大江南北的无数蜜蜂，嗡嗡覆盖了几乎社会各个角落的小报小刊。如今最畅销的不是报纸而是某一类杂志，这类杂志刊载的不是铺天盖地的娱乐、武侠、探案、时尚、计算机类，更非小说、诗歌与评论，而是《读者》、《故事会》、《知音》、《家庭》等。它们的天文数字印量，是靠不可思议的每期数百万铁杆读者狂热支撑的。中国的杂志蜂巢般林林总总，最红火与最寂寞之间，相距何止于天壤云泥。
散文易写而难工，更难成气象。众写手蜂拥而至，完全出于一种盲视的本能。而散文写手一旦具备了名山大川般的宏阔气象，其风头绝不输于当红明星。他们把准芸芸读者的心脉，边与市场同谋，边与盗版角逐，繁殖、策划两不误，在书城、店铺、街摊和流动售车占据了最惹眼、最恶俗的位置，化成出版商和书界营业额的一道道居高不下的利润箭头。
更多的散文写手则远没有这么幸运。其清高者以美轮美奂的职业散文家自居，他们常发怀古追昔之幽思，怀才不遇之感叹，最不爱听某些小说写手的那种浅薄呓语，诸如“等我老态龙钟什么都写不出的时候，再弄弄散文吧”，云云。他们会冷笑讥曰，何不趁着最佳状态，拜托你“弄”出几篇像样的散文给大家看看？搞小说简直是救了你，你那点儿斤两，知识，胸襟，才情，编编故事还凑合，若写散文，不露馅才怪呢！而流俗者则乐天知命，顾自争抢报刊的一些边角旮旯，他们未必图名，也不敢存暴富之奢望，偶有三俩零钱补贴家用，豪爽之士还可呼朋唤友把盏吹牛，不亦快哉！
老六：诗人
早已成稀有动物，却难享大熊猫般的“国宝”待遇。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而矢志不移，很像昔日垂首于伦敦街头遭人侧目的没落贵族——这大概就是当今诗人之风采。有一例，已弃诗从商多年的某友，一日听别人称自己为“诗人”，立即正色反目道，找乐啊？你干脆杀了我！诗人沦落至此，天可怜见。我之所以没有将之排至末席，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古典信条：一个民族可以少了任何写家，却不能没有诗人。
偏偏任何一家文坛排行榜都难见诗人的席位，这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事实正如此，即使才高八斗的诗人似乎也无法与一些不入流的小说写手相提并论，而一篇转瞬蹿红的小说足可抵得一万首呕心沥血出来的诗，这种怪事永远是诗人的悲凉和隐痛。遥想当年，郭小川、贺敬之的时代歌音，也曾春雷般隆隆滚过万众翘首的辉煌岁月，如今却沧海桑田，永难重复，黯然定格成了文学编年史的一个记忆断面。
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的诗人不再是诗人了，他们纷纷金盆洗手，或另辟蹊径，或改弦更张，曲径通幽地竞相脱离了那片苦海。而诗人攻小说则不失为最富创意的睿智转身，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韩东、朱文、海男等人，几乎是立竿见影兵不血刃，以胜利大逃亡的眩目身姿跻身小说写手的豪华方阵，修得正果，再回来客串一把诗人似也无妨。更多的诗人则落寞依旧，困境依旧，文学圈内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刚烈、绝望的诗人只能高昂着神圣的头颅，以血淋淋的玉碎画出了高蹈魂魄的休止符，海子卧轨、昌耀跳楼、顾城先杀妻后自刎，固然带来了文坛的一时震动，彻骨的孤寂却依然是一种宿命。
诗人只有“另类”下去。怪异成了诗人的符号和宿命，不怪异的诗人，老实巴交的诗人，无几分癫狂的诗人就更看不到出路。诗人沙龙由此常常被文坛雅士传为笑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宁可封闭、固执和乖戾，即使寥若晨星，也不临阵逃脱。他们拒绝与常态和平共处，不是光头就是大胡子，要不乱发披肩衣衫褴褛，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神情恍惚骂骂咧咧，极端者以荷尔蒙自居，“下半身写作”遂成了其自暴自弃的激烈逆反。
“我不是一无所有，我拥有孤独。”诗人是文学的弃儿，流落边缘，缺少亲情，也就真的什么都不去在乎了。
老七：翻译工作者
文学翻译的职业已变得有些可疑。本来，每位作家多少都曾或多或少得益于外国文学奶牛的滋养，而引进牛奶的那道复杂工序却鲜有问津，翻译工作便常常被简化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手艺。当骄矜的名家大谈特谈歌德、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契珂夫、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世界文豪与自己的师承关系时，很少有人留意是谁把那些大师的作品译介进来的。
谁都清楚，文学翻译这活儿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不光要精通外语，熟悉文学，还要了解其特定的历史、人文、民俗、心理、艺术等相关知识，这足以褪去许多作家指手画脚不可一世的傲慢。杰出的翻译家称得上某些世界文豪的“代言人”，那个神秘世界非寻常人可以蠡测。人们知道了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同时也知道了傅雷；知道了俄苏的契珂夫、高尔基，同时也知道了汝龙。这些翻译家的经典译本不仅影响深广，甚至与一些当代作家的文本笔法渊源奇妙。然而越是出色的翻译家越是低调，由于直接而深刻地领略了大师的不凡气象，懂得其高低深浅，心里自有审美参照，他们才表现出了谦和、睿智与大气。如果无知者无畏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有知者对文学大师保持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过已是今非昔比了。翻译者完全被简化成了传输工具，服从的是书商指令，尊奉的是推销规律，追求的是“短平快”的成书效率，三两结伙四处打探闻风而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样的洋货都可能被用来唬人，那里面更多的不是精品，而是赝品是快餐甚至是垃圾。而快餐和垃圾的译介者，就更是等而下之，上不了台面，与文坛真的是关系不大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