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关于散文的对话

作者:范 曾 侯 军




  2002年4月间,中国散文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一系列散文专题研讨,没想到在那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场合,“范曾散文现象”竟然也成了演讲者与听众之间认真探讨的一个话题。这使我深感意外,同时也有几分兴奋,当天晚上就给范曾先生打电话,告知此事。他却笑称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并戏称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文坛新秀”。我对范曾先生说:“您的散文本来就是一流的,只不过被您的书画之名给盖住了。” 事实正是如此。据我所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范曾先生就以一篇《新潮赋》获得天津市好新闻作品评选一等奖,随后在由《人民日报》等单位主办的散文大奖赛中,又以一篇《将军白发新》获奖。进入90年代后,其散文力作《风从哪里来》被《中华散文》评为一等奖。在1999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的评选中,范曾先生的《梵高的坟茔》以高票当选,同时还有一篇《警世钟》获得提名。在名家荟萃、高手如云的入选作家名单中,范曾是惟一的一位画家,这足以令散文界刮目相看。紧接着,范曾先生2000年的散文力作《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再次人选,更令文坛为之关注。
  十数年来,我与范曾先生聚首谈艺,问道切磋,经常论及散文,语多警策,不同凡响。范曾先生对中国古典散文浸淫甚深,许多名篇都可以背诵。我曾亲耳聆听范曾先生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的《逍遥游》、贾谊的《过秦论》、鲍照的《芜城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古典华章,那真是语调铿锵、情绪激昂、一唱三叹、荡气回肠。对西方的文学名著,范曾先生也多有涉猎,这使他得以在广阔的文学天宇中上下求索、广纳博收,进而在创作实践中融各家之所长,取自家之所需,形成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创作理念。尤其是范曾先生近年来首倡“赋体散文”,在躬耕力行之余,每每与我深入讨论,使我茅塞顿开,心胸大朗。
  纵观范曾先生的散文作品,我以为乃是以史家之识见、哲人之思辨、诗人之情感凝结而成的文字,也就是说,他的散文是集诗、史、哲三位为一体,再加上艺术家的想象力,形成其沉雄博大、奇谲瑰丽、文采飞扬、语言典雅的独特风格。
  范曾先生17岁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原本学的是历史。然而对中国画的酷爱使得这个被认为具有良好史学素养的学生,只读了两年便要求去北京学画。德高望重的明史专家郑天挺教授是当时的南大历史系主任,他以长者的宽容和学者的睿智,对这个不安分的学生表示出极为可贵的理解和关爱,同意放他转人中央美院就读。三十年后,当范曾以一位成功画家的身份,于80年代中期回到南开创办东方艺术系时,当年教过他的著名历史学家吴廷漻先生曾感叹说:“当年,郑先生放走范曾时,我就说过,这会使社会多了一个大画家,却可能失去一个大史学家!”
  然而,人生的变幻却时常出乎人们的预料:吴老先生或许并未想到,他的学生范曾在书画艺术领域卓然大成的同时,从未中止对史学的钻研,在返回母校的十五年后,竟以其斐然的学术成果,为久负盛名的南大历史学院和文学院增添了两个博士点。世事轮回,真是难以逆料;然溯本寻源,踪迹宛在。就范曾先生而言,少年耽迷诗文;青年痴于书画;中年聚文史哲诸学科以融汇之,使翰墨丹青得到学问的滋养而成绝艺;及至花甲之年,笔墨已为画家余事,而国学传统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弘扬,遂成托命之职志。由此观之,范曾先生主张回归古典,就像水流千遭终归大海。
  在中国文化史上,书画艺术与文史哲经诸学科本无严格的泾渭分野,古代文人琴棋书画、文翰辞章,诸艺兼擅,方为通才。范曾先生秉承家学,博闻强记,敏悟好学,多思善断,擅长把诸多学问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他的书画艺术因学问滋养而丰赡绚烂;他的学术研究亦因艺术思维的贯通而圆融灿然。以传统文人和现代学人的双重标准来衡量,范曾可谓身兼继往与开来,承接传统与现代,既是完全符合古典传统的标准文人,又是极富现代意识和开阔视野的现代学者,具有如此特质的艺术家,在文艺领域几如凤毛麟角。
  作为艺术家的范曾,当其挥毫状物之际,眼前却时时浮现着画中人物于彼时彼地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活剧;而作为历史学家的范曾,当其秉笔为文之时,内心却时时在与古代先贤、诗魂烈魄们互通着心曲。他在与古人的对视中窥探到他们心灵的低吟,他在与先贤的对话中参悟到历史烟云背后的真相。于是,他的画笔融进了历史的厚重,他的言说也浸透了岁月的沧桑。聆其言,观其画,晶其文,我们不仅体味到什么叫做渊博,更领悟到范曾先生所传递的那一份深沉一份凝重和一份历史的苍茫。
  
  诗学、史学、哲学与散文
  
  (我南下深圳以后,与范曾先生见面对谈的机会少了,但是有关散文的交流却一直没有中断,现代通讯工具带给我们最大的方便,范曾先生每有得意之作,必先传真给我先睹为快,《风从哪里来》、《凡高的坟茔》、《警世钟》、《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等长文,都是如此。文章读后,总有许多感想沉积在心中。一旦见面,谈起散文,自然是滔滔不绝,兴味盎然了。2000年夏天,我赴京公干,得到一次与范曾先生聚首畅谈的机缘,外面烈日炎炎,酷暑难耐,而我们一杯清茶,谈文论道,如坐清风江上,何等惬意,何等爽快。那次所谈的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散文。这是我们多年对话中,谈论散文最集中、最透彻的一次。)
  侯:我这次来北京之前,刚刚买了一本《散文选刊》,发现上面登了一篇您写的卷首语《散文小议》,文章虽短,但是,有关散文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都谈得很精辟,真是言简意赅,独出机杼。
  范:这种小文其实不好写,文字要求精短,但是又必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写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比如,我对文、史、哲这三者的划界,就是我的独到看法,我说,散文是很难和史、哲、诗划清界限的,屈原的《天问》是诗,可是他对宇宙、历史、人生、放言无惮,咄咄追问,实际上是一篇有韵的散文;而《庄子》的《秋水》,是哲学论文,可是他以恣纵不傥之词,阐发对宇宙本体齐一、相对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篇雄奇瑰玮的散文;贾谊的《过秦论》,是史学论文,可是他旁征博引,雄谈阔论,成为扬清激浊的千古名篇。我说这些都是不求为散文而成为散文的经典之作。
  侯:这一段写得特别到位,一下子就把历史散文、哲学散文的特点抓住了。
  范:对,我就是要建立一个我自己的散文分类标准。所以我说,历史散文必征而有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你不能不顾史实随心所欲地胡写;哲学散文应当简约明畅,穷于有数,迫于无形。这些都是我对这些学术性散文的高度概括。接着,我又对所谓文人的散文作出了分析,我说,文人而非史家,作宏观纵横之说,必有疏讹;文人也非哲人,作发微探奥之论,又难免浅薄。倒是那些本身就是哲人和史家的高手,比如季羡林,其《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哀而不愠,微而婉,其锋芒所向,直有横扫千军之势,以四两而拨千斤,把一场闹剧,批判得入木三分,从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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