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上帝死了

作者：李　梦

取向。性别平衡世界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衡阶段，一步到位显然是天方夜谭，显然是女性的天真或者男性的骗局。“错杀三千”、“上帝死了”均属于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手段，郭力同志有权力不认可这样的手段，但你的那些空洞的所谓对“生命自由的憧憬”使你的“不认可”乏善可陈。我倒想问问郭同志，谁是造成男女性别对抗的祸根?是男人。谁使男女的手足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是男人。你以为在男权时代，男女能实现“平等的对话”吗?一个高高在上的群体会和谋求推倒它的对手平等对话吗?它的一切对话难道不是为了全力维持其“执政”地位而绝非拱手让出江山吗?“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恩格斯)，这话要是我说的，会有诬蔑社会现实的嫌疑，可导师的话，那就是真理。我们身边每时每刻发生的“通奸和卖淫”的事实验证了导师之所以是导师的卓越之处。在这样的现实制度里，男人会发自肺腑地坐下来和女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吗?男人可以数千年心安理得地统治女人，而女人哪怕动了动改朝换代当家作主的念头都要被归罪为“激进极端的性别一元化”，这难道不是最典型的男权逻辑吗?这样的男权难道还有皮有脸嗔怪女人对它挥动“阉割的刀子”?“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是女性对男权的基本态度，假如男权真的想顾及颜面，起码弄出点“尘埃自飞自灭”的迹象：有一天它将英勇地挥刀白宫。女人的刀子是对男权实施阉割抑或是别的什么，这的确可以讨论，譬如还可以割腕，可以割喉，可以剜心，只要能使“上帝死了”，女性可以不拘一格地舞动手里的刀子。
　　“上帝死了”。对于文学，对于女性写作，“上帝”应该“死了”。郭力同志列举了一长串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名字，以此证明女性写作并非散兵游勇溃不成军。笑话，倘若女性写作连这样的成果都没有，那才真正意味着“上帝”尽可以继续由着性子作威作福吃喝玩乐。正是这些优秀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实践，才逼迫上帝重新洗牌，才逼迫上帝陷入死路。但是女性写作的优秀成果还远不足以证明其达到了正规军的水准。游击队再神奇，终不是担当扭转战局的主力部队。不错，比之几千年女性近乎空白的文学史，现代女性作家可谓“群星荟萃”了，但这只是历时性观察而已，然而，共时性一看，即可发现，女性写作差得远呢，郭力同志的恭维颇似在“博女人一笑”，保不齐就将几个小妮子麻醉了，美滋滋乐颠颠“不知今夕何夕”。试问，新文化、新文学的旗手中有女性的身影吗?顶尖的作家里有女性的姓名吗?即便夏志清先生挖掘出了一个张爱玲，张爱玲则因“汉奸的妻子”而沦为许多男人讨伐谩骂的对象，仿佛汉奸的妻子就是汉奸，就得严格控制，这还不是女性的大溃败吗?郭同志还饶有兴致地把戴锦华等人的成果搬出来作为新时期女性主义并非散兵游勇的证据。这些人的论著固然价值不菲，但也千万别肆意夸张，距离“蔚为大观”尚很遥远，较比无处不在的男权文本，多说也就“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游击队都充其量是三流档次，何况在这些女性成果中经常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男权的侵蚀痕迹。戴锦华作《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还是个刚刚毕业、年轻气盛的女大学生，随着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工作，她的兴趣集中到了电影上，回到母校北大后，她成了文化学者，锐气与激情早已不复当年，女性主义也不再是她的关注焦点，偶有此类文章，多是话语重复，那本关于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专著《涉渡之舟》给人以大踏步后退的感觉。郭同志强调“用事实说话”，我并没有看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活力所构成的话语冲击力，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男权文化产生了持久的批判力量”，事实恰恰相反，倒是男权随时随刻化解着女性的活力，消泯着女性的话语冲击力。连这种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的话，那一切高谈阔论都是无稽之谈，“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这是一种作文模式，一种思维习惯，我更怀疑这是一种故意的“捧杀”。
　　“上帝死了”。这是女性的理想，如果有人把这看成女性的幻想、臆想、痴心妄想，那我也不会介意。女性并非要统治男性才向往着“上帝死了”，从根本上说，人类本就不应该有什么统治者。但是，女性依然要全力和男性抢山头争地盘。把属于女性的存在空间归还给女性，这是女性最真实的内心独白，也是理解女性心灵的万能钥匙。郭同志对我说的“女人什么也不做都是写作”匪夷所思，对此我毫不讶异，这是“悟”的问题，而非解释的问题。行了千百里路，却原来还在原地；淋了一夜雨水，衣衫依旧是干爽的。如是我闻。
　　《古老的爱情》
　　丛　文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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