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上帝死了
作者：李 梦
这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叫尼采的男人撕破喉咙喊出的讣告，虽然那惊艳的一嗓子登时让世界抓狂。在今天，在一个已经进化得绝顶抓狂的时代，那一嗓子早已不再惊艳了。尼采的讣告毕竟还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发布的，而我们也早就变换了这种陈旧的资讯习惯。与其点灯熬油稀里哗啦翻动书本，于字里行间查询上帝的死活，还不如邀几个气味相投的酒友茶友，茶酒之间便将“上帝”的头脚摩挲个充分。就像孜孜不倦于名流的花边，要人的隐秘，“上帝”在我们酒足饭饱后的磨叨中活活被嗑死了。是的，“上帝”非如尼采所讲的“因过多的怜悯心窒息而死”，或“因嫉妒而笑死”，而是被女人的嘴皮子嗑死的。
“上帝死了”。听罢这句悄悄话，我急于确证这“上帝”究竟是谁。然而，没人告诉我答案。我苦思冥想了许久，才想起“顾客是上帝”这句老生常谈。当然，倘若把逡巡于商店饭店里的平头百姓混同于上帝，那就太不幽默，或者，太过幽默了。不过，“顾客”这两个字意外地给了我莫大的启示。上帝是顾客，是谁的顾客呢?我又苦思冥想了许久，终于憋不住嘿嘿地笑了。上帝原来恰是女人的顾客呀。女人的顾客是谁?是男人。是一个男人。是数个男人。是群体的男人。“上帝死了”，如果我不想打击所有的男人，至少它指向的是将男权当做天经地义的男人。
“上帝死了”。看上去，这是个假言判断，抑或没有“所指”的“能指游戏”。男权非但没死，而是活得很滋润，很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说它死了，岂不是睁眼讲瞎话?为使自己免于造谣诬陷诽谤之嫌疑，我迂回了一下。或曰：真理的另一面也是真理。如此，“上帝活着”的判断即可间接证明“上帝死了”的真实性。至于生死的辩证关系，同志们的IC、IP、IQ比我丰富，无需密码亦可杀个片甲不留，我就不饶舌了。
“上帝死了”。这句话既不是过去时，也不是现在时、将来时，它是没有时态的逻辑判断，与事实、现实、存在无干。它不属于形式逻辑，不属于数理逻辑，硬要说的话，它是伦理逻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得益于名曰郭力的一篇文章《“上帝”不会重新洗牌》(见《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郭文把我之“上帝重新洗牌”的请求视为“一厢情愿的呓语”，并开门见山地质问“女人需不需要上帝”。我的“太太”、“姨太太”之类的用辞，无非是对女性身份、地位、权利的比喻和象征，如今却被誉为“女人甘心以‘小’居之”的贱言，甚而至于让“西方二百多年的女性主义探索之路，中国自‘五四’以来振聋发聩的女性求解放的呐喊，全部没有了声音，也无了意义”。噫吁兮，这一番抬举忒有点不顾人命呐。本以为自己在为女性鼓与呼，却原来不经意间做了件“女者痛，男者快”的蠢事。套用一个流行句式，见过断章取义的，没见过这么断章取义的；见过嘴上挂喇叭讲话的，没见过这么挂喇叭的。这让我不得不由衷地确信，“上帝死了”。因为它死了，所以便是女人逼迫它“重新洗牌”的活计也事不关己了。或者它还苟延残喘地活着，但已失去权威，没有洗牌权了，这和“死了”没什么区别。退一万步说，就算它还掌控着洗牌权，偏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断不肯为女人奉献一把身子骨，在如饥似渴的女性主义眼中，无异于行尸走肉罢了。我这样推论，不知道是不是女人的短见，反正女人天生的爱寻短见，习惯了。譬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缔造者、那位深得郭同志欢心的孔老夫子，依女人的短见是这样的：他的母亲在荒郊野外的一次即兴的野合中受孕并生下了他，但他从未感激和尊重他的母亲(更别说其他女性)，因为无父的耻辱是他这位大师级人物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才对“正名”之类的伦理逻辑格外不遗余力地兜售，进而把女人之名“正”到小人的行列。这位单身母亲把儿子拉扯大，是难是易我不知道，但她若是听说儿子把她归类于小人，会不会“长太息以掩涕兮”：唉，我的儿呀……
“上帝死了”。对语言学家来讲，这是一个简单的句子，在语言系统内，不论历时性还是共时性分析，所指都是空洞的，不与具体事物相对应。但是语言学给我们提供了系统和结构的概念，“上帝死了”的意思是，在人类的整体性结构内部所进行的转换和自我调整。不可否认男权在人类的历史演义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它的野蛮、落后、丑陋的本性日益凸现，它的功能已经成为人类和谐发展的障碍，“死了”是必然的，由一个合理的、合人性的、性别平衡的新功能所取代也是在所难免的。“要判断一个思想潮流，不能光看它的来源，还要看它的流向”(皮亚杰)，女性主义之所以前途光明，正在于它的流向符合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男权则恰恰是浑浊的逆流。
“上帝死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哲学这玩意儿“玄之又玄”，玄得与“上帝”近乎形似了，以至于哲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地出现两者勾肩搭背出双入对的怪异风景。哲学若欲净化自身，“上帝”必死无疑，就像人类若欲健康发展，必得铲除男权。上帝／男权不是印刷于书本、喧嚷于课堂的哲学体系，而是散布、积淀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渗透、发酵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倘若愿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照搬辩证唯物论的话语模式做一个还原游戏：世界的本质是上帝／男权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上帝／男权是第一性的，女人则是第二性的，上帝／男权决定女性，女性对上帝／男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里的每句话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状态，所有的存在状态都明白无误地指向一种哲学的“存在”：上帝／男权的本体论。与此同时，这种本体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又时时刻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实践。只有“上帝死了”，它所一手缔造的男权才可能随之瓦解，一个乱世才可能降临。这个乱世当然不是民不聊生国之将破的乱世，而是人心之乱，观念之乱，意识之乱。只有经此乱世，女性解放才可能见到一线胜利的曙光。
“上帝死了”。符号学家们会研究它的能指所指，以“能指的线性”看，它指涉的是一种趋势，一个过程。卡西尔说过，人的本质是符号。我以为，世界的本质也是符号，至少是符号化的，是“向着符号”的。我们正是通过符号了解“那些存在者”的，我们正是通过符号了解“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符号是先于物质存在的，是作为一个能指“先验”地存在着的，而物质则是这个能指的所指，它“向着符号”回归，带着乡愁，寻找栖息的家园，符号的家园。这也就是“符号的真理”。它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的是“存在”与“人”的关系，其真理往往流于随意和不确定。把“符号”用来作为思索世界本质的尝试，未必不是一条道路。女性主义过多纠缠于意识形态是狭隘的，它应该进一步地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世界观。女性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男女果真可以共享同一个世界观吗?对女性而言，“物质”太冰冷，“存在”太缥缈，“符号”则要亲近多了。在男权社会，女性本就扮演了太多符号的角色，这是我们进入“符号的真理”的最大的资本。
“上帝死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女性主动选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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