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女性·爱情·男作家

作者:李美皆




  娶一位旧女性,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设想一下,如果“胡适”们娶的是旧女性,那么,晚上参加完文人的交游回家,如果高堂尚在,不用说,是先到上房看看,二老已妥帖地安歇了,放心了;然后再到孩子的房间看看,孩子们也甜美地入睡了,也放心了;带上门出来,旧女性已经不声不响地预备好洗脸水洗脚水,只等夫君伸出手脚;洗涮停当,书房里安坐一会,翻翻书,记记日记;回到卧房,旧女性已经铺好床,只等夫君上床后自己才好上床。一天圆满结束了。这才是中国男人想要的生活呀。再设想一下,“胡适”们娶的是新女性,那么,她首先要跟男人一起去交游,等回到家,可能高堂病了,正等儿子回来延医问药;孩子们吵得佣人束手无策,正等妈咪和爹地回来断官司;好不容易消停下来,新女性口喊“达令”,又要他来倒洗脚水;最后坐到书房里,“胡适”们颓唐地低着头,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
  中国男人对于新式爱情就是这么叶公好龙。小脚未必只长在江冬秀身上,恐怕胡适也还长着一双小脚吧?我都担心江冬秀有一天要革命,要离婚,反倒是胡适不干呢。
  中国当下的男作家,很少有人能写好爱情,可能正是与不懂女性、不懂爱情有关。社会的市场化导致女性的商品化,女性的商品化导致对于女性敬意的普遍丧失,在男性的眼里,女性是没有光辉,没有神性的。蒋碧薇这样说徐悲鸿:他只爱他的艺术,他不爱任何女人。用到许多男作家身上,可能也是同样合适的。对于女性的懈怠,直接导致了对于爱情的懈怠。有人说,韩剧中的爱情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发生在别处,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同样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在中国存活;《廊桥遗梦》也只能发生在美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对于爱情的信仰不够,《廊桥遗梦》所表达的,不就是对于爱情的信仰吗?而中国作家对于爱情的体验和认知过于平实和安稳了,始终难以达到刻骨铭心的高度。经典的爱情已经没有人敢于去写了,好像路边的酸李子没人去吃一样。爱情是体己的,是私心,而不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的公心。其尚且遭到如此冷遇,这体现的是什么呢?是令人悲观的人心的懈怠。
  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懈怠,使男作家不可能写好爱情。当对爱情的表现濒于无能时,就只能去表现性了。有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女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游,遇见一个当地的老年男人,老年男人带女孩尽情尽兴地玩过一天之后,送女孩回到下榻的旅店。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呢?在人们闪烁的眼风里,那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可是,老年男人说,对不起,今天太累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你做爱了。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因为中国还不曾拥有这样的文艺创造者。这部电影因为特别能让女性观众泪流满面,所以有可能被称作女性电影。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部男性可以同样喜欢的电影。这个故事到了中国作家笔下,结尾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送上床了——如果到北方一些作家笔下的话,那就不是送上床,而是送上炕,其笔下的性总给人一种土炕感,即便发生在床上的,也好像是在炕上。中国作家因为缺乏爱的想象力,缺乏爱的信仰,所以才把性当作爱的唯一目标。爱可以达到性,但性并不一定是对爱的升华,至少不是唯一的升华。
  要问中国的男作家谁写性写得最好很难回答,但要问谁写得最脏,那答案无疑是有的。许多人喜欢把自己所激赏的一些乡野俚俗狎弄猥亵的低级趣味当作民粹和国粹来反复弘扬,西方人或许还以为这就是中国结一样的中国式性爱呢,如同张艺谋电影中的老棉裤,西方人一看就惊呼:特中国。男作家几乎都写到过性,有的写得很性感,令人耳酣心热,比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的写得很袒露,但很干净,比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有的写得很肮脏,令人作呕,比如……这是一个叙述距离的把握问题,如果说毕飞宇离笔下女性的距离太远了的话,一些人则离笔下女性的距离太近了——仅指在写性时。
  以什么样的创作心态来面对女性和爱情,是中国男作家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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