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文学的饭碗寄望何处
作者：李 梦
我这么说，似乎把文学抬得很高很神很圣很妖。一个事物，当它有了点姿色，有了点功能，有了点既神且圣的外貌，它的自由便要大打折扣了。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于是乎纷纷登堂入室，说媒拉纤的，重金厚礼的，软磨硬泡的，威逼利诱的，实在不成还有霸王硬上弓的一招。文学早已出离了自生自灭自在自为的原初状态，它的所谓自由完全仰仗着非文学因子的恩赐。这对文学或恐不幸，但对文人，未必如此，甚至是大幸也未可知。
实际上，坛中之许多人，且不乏要人高人，无非是把文学当作饭碗而已。饭必须要吃，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要大家越吃越饱，越吃越好，越吃越油汪汪心宽体胖。问题在于，文学一旦成了饭碗，文学还是文学吗？文学所带给人们的名利效益是文学的内在属性吗？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文学的价值呢，还是它的使用价值抑或剩余价值？我们谈的是文学呢，还是文人，以及与文人相关的体制机构？文学离不开文人，文人离不开文学，但当文学成为文人的工具和手段的时候，文学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它自身的目标？是不是意味着文学和文人不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文学从既神且圣的云端滑落为俗物，文人则摇身一变成为文学的占有者，奴隶主般的肆意践踏、玩弄文学这个奴隶？
文学是在文人手中丧失自由的。
进一步说，文坛的主体显然是由文人构成的，也就是说，在此坛中，文学乃堕落成了一个客体。文学之为“坛”，正是以丧失其主体自由为代价的，同时也是以丧失文人的自由为代价的。若欲步入文学自由坛，先得掌握文坛自由学。若欲在文坛挺胸抬头，先得对文坛磕头作揖。“每当我们在世界面前弯腰时，我们都在向各种假的神祗进贡。”（梅洛－庞蒂）文坛越来越近似这假的神祗，因为人的浊气，它退去了神的光环。文坛是什么？是一个东西吗？是一级组织吗？它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是坐落在各省市的某条巷子里的某座小楼吗？是从上到下的各级文联或作协名下的报刊杂志吗？它仿佛是有影有形的，却又让人看不清楚摸不仔细。它仿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却又隔三差五地发出同一种声音，书写同一类文章。它仿佛是为文学服务的，却又总在对文学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是以文学的名义呢还是文学之外的招牌幌子？那些生机勃勃于校园、军营、工厂的诗歌、散文、小说，它们在文坛之内吗？当我们思考文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空间有多少是属于它们的？
话扯远了，还是说点坛内老少咸知的事情吧。前一阵子，洪峰为讨要工资在沈阳五爱街当了一天乞丐，而且是挂牌营业，醒目标注了自己的职业身份。故事内容早就伴随着同志们茶余饭后的饱嗝传遍了大江南北，无需细描。当街要饭绝对是老洪的自由，是老洪灵魂的自由，因为“引起人们做出自由决定的正是整个的灵魂”（柏格森）。老洪既然有此灵魂冲动，摁是摁不住的。我遗憾的是他只要了一天，还呼朋唤友地又是拍照又是传播，唯恐天下无人知晓。可惜了，好端端的一出戏，就这么给演呕了，呕了自己，呕了文坛，呕了文学，甚至是呕了乞丐。纯粹的乞丐倘不是终生，至少也是长时期从事本专业，绝不会只当一天的和尚。尤其是，纯粹的乞丐绝不会悬挂什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类的身份标识来充当行乞的辅助手段，充其量是很文学地弄一个说明书：家遭洪灾，妻患绝症，父母双亡……很文学的目的绝非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行乞，为了尽最大的可能开掘乞丐本身的全部功效、潜能和含义。与乞丐的职业道德相比，老洪应该自惭形秽，他的境界比之伪乞丐都实在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倒是很乞丐的，但目的不是文学，而是别的。我们又有多少文人能像乞丐穷尽乞丐内涵似的绞尽脑汁专注于文学的本义呢？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老洪的上级机构也够搞笑的，你要停发人家的工资，总得拿出个过硬的口实，“不来开会”，“联系不上”，这也忒浮皮潦草，忒小儿科了。在此不妨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一个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雄心勃勃的创作之中，断绝和外界的联系，闭门数年。我相信文学需要这样的痴狂迷醉。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生产线上流水作业的螺丝工，文学创作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如果去单位开半天会，就意味着这半天他离开了文学的岗位，对文学创作而言，就是失职，就是旷工。严格地讲，一个潜心创作的作家完全可能被突如其来的电话噪音惹怒，那不光是占用了他的时间，特别是中断了他的思路，破坏了他的情绪，搅乱了他流动着的意识。有调查表明，清晨叫醒的闹钟对人体的损伤程度相当于２６小时不睡眠。电话对作家的折磨或许比闹钟凶悍。其实，领导们完全可以襟怀坦荡地说，本庙太小，供不起大佛，或曰，本庙只供养听经的沙弥，不伺候念经的和尚。虽然这依然难免违背合同的嫌疑，但是把文学还给了老洪，总强过现在的支支吾吾语焉不详。那么，老洪再怎么上位出演乞丐秀，也不出劳务纠纷的范畴，充其量是伫立楼顶讨要欠薪的农民工的档次。我绝非歧视农民工，我想，文人行事，总该比农民工多一些技术含量。如此，老洪即便秀得妙到乱真，即便秀得一时性起，当场在繁华的五爱街挂牌×奔，料也呕不着文学。
作家莫言对老洪的乞讨行为发表意见说，洪是在争取一种公平，中国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作家供养制度，洪却得不到这个制度的保护。与其说这是莫言呼吁公平的肺腑之言，不如说是文人之间的相互调侃。公平是做不到绝对的，比如老洪，断口粮只是近期的事，在此之前的十年间，他都在享受供养制度的保护，这就体现公平了吗？对于那些压根没享受过制度保护的作家来说，这是公平的吗？制度有制度的意志，它选择供养对象全凭自己的意志决定，总会有新人被吸纳，总会有旧人被剔除，总会有人被故意偏袒，总会有人被无意遗漏。只要制度存在，选择便是必然的。如果觉得制度不公平不合理，敬而远之好了，干嘛还非要削尖了脑壳往这个保护伞下摸爬钻挤？就没感到一丁点儿难堪？旧社会舞女名伶需要保护，开赌场开茶馆开戏园子开窑子铺需要保护，现如今作家们也哭着嚷着要保护了，哪还有一丝文学的风骨？这样的闹剧，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嫌麻烦。
老洪的“秀色”说多了难免无聊，远不如上海作家陈村的严肃活泼。为了解决史铁生的专业作家“待遇”问题，陈村先生在网络上发布了致有关机构负责人的公开信，以期引起领导及公众的关注。史铁生还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这确乎让人跌破眼镜。以史铁生的创作成绩，他不单有资格成为专业作家，甚至是专业作家中的专业作家也毫不为过。陈村先生古道热肠，令人起敬。然而，合情的未必就合理，史铁生之与专业作家，惟一的准则在于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疾病缠身。有人不认同史铁生的成绩，这是人的问题，是体制与领导者的问题，应该质疑的是人与机制，这和史铁生的身体扯不上关系。因此说，陈村先生的这篇作文，主题没错，论据欠妥。通过史铁生的作品，我们多少能够感知到他的精神世界，倘若是因为他的疾病需要治疗而使他从合同工跃升为专业人士，他会感觉这是对他的尊重吗？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是占了身体的便宜？别人会不会也认为他占了身体的便宜？如果他拒绝，我不会觉得意外。假若有数十数百个类似的需要体制关怀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病患者，作协是否该一视同仁呢？作协还是不是作协？作协是不是还要承担医疗机构的职能？我们不能把对残疾人的保障转移到某个行业机构，也就是说，某个行业机构对残疾人的关爱只具有道义上的是否，而不是职责上的必然。作协可以，也应该为史铁生以及所有身处困境的作家提供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帮助，但这和专业审核完全是两码事。残疾人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是由国家从工商、税务、医疗、保险等各个方面为包括史铁生在内的所有残疾人建立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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