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浅薄与轻浮的妄断
作者：圣 童
作者在文中首先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诗？”然后皮影戏似的自己回答：“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一个逻辑错误出现了，按该“答案”，前面的问题当为“诗歌起源于何”才是。接下来的“进一步解释”就更可笑了，“从原始人发出有音节的符号，到涂山氏之女喊出的一句‘候人兮猗’，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散曲，几千年来，诗歌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作者的回答又由“诗歌的起源”说转换到了“诗歌是不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上来。面对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答题，作者都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逻辑颠倒，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领教呢？
青年批评家李建军先生曾说：“一位作家，无论他多么‘著名’，都不享有蔑视语言规范的自由和屡犯低级语言错误的特权，因此，只要他的作品里大量出现文不从字不顺的错误，充满了中学生都不犯的语法错误和修辞错误，那么，就有必要根据最基本的标准来要求他、批评他。”如此看来，我在此指正作者这种“答非所问”的逻辑上的错误完全在行在礼，并非在挑鸡蛋里的骨头。而作者的这类错误，除了表现出自身对语言最基本的逻辑缺乏把握能力之外，还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对诗本质的缺乏了解。
究竟什么是诗呢？非常遗憾，这是个始终没被概念出的词，至今都没有。当我们提到“诗”的时候，其实我们指的是诗人表现“诗”之本质时写出的作品，即我们一直称谓的“诗歌”。虽然，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诗”和“诗歌”是同义词语，但究其根本可以发现，前者是指代其概念的本体，后者只是对诗人创作出的作品的“总冠名”。就诗与诗歌概念之差异的理解上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把诗比做一枚糖，那么诗人就是吃糖的人，诗歌就是诗人将吃糖后的感受以文字方式进行“陈述”的结果。而“诗意”一词恰是对该区别存在的有力实证之一：诗意这个词指代的正是诗本质所表现出的独特意绪，诗歌正好是对这种意绪的贴切陈述。对诗之概念，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简单阐述，诗的含义与真、善、美的含义同属一个层面，这几个概念之间有交叉的部分，但不重合。诗与真、善、美一并构成形而上的四个维度。
很遗憾，为诗定义不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工作，我或者会选择一个单独的机会来试着去做些努力。而上面提及的那个逻辑错误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作者是位诗盲。
对诗定义问题的讨论暂且进行到这里。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时提出的那两个“末节”问题上来，首先讨论“新诗时代”的提法问题。
“如今，在绝大多数人们的意识里，只要一提到‘诗’或者‘诗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指的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这种新体诗，而所谓‘诗人’便是写作这种新体诗的人。（圣童按：有谁认为写作“旧诗”的人就不被称为“诗人”了呢？）于是，我们暂且把这个几乎是人为造就的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时代叫做‘新诗时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时代可能快要过去了。”
这段话的第一句，“绝大多数人们”中的“们”字的使用出了问题，“注意：名词前面有数量词时，后面不加‘们’，例如不说‘三个孩子们’”。（见《现代汉语词典》）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时代”这个词。“时代”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二是指个人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新诗时代”恐怕只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但这个“时代”是在针对谁而言呢？是指文学总体的发展过程还是指诗歌这一文体自我发展的总过程？抑或指“新诗”自己的发展过程？而作者的前述句中又恰恰用了一个“并列”的“说法”：“文学史上、诗歌史上。”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有没有占据主体地位的时期呢？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结论”，因为有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存在的同时还有其他文学形式并存。这样看来，作者的意指只能是就“诗歌史”而言的。
“新诗”的确被认为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始发站”。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所谓的那个“时代”当以“现在”为“终点站”。那么“时代”的管辖范围就是这个“始发站”和“终点站”所界定出的时间区域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区域内，“新诗”能被认为是“占据主体地位”了吗？如果可以这样确定的话（仅仅是假设），那么作者是指“新诗”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占据”呢？内容显然是绝对的不可能，诗本质不存在“新”和“旧”之分，仅仅是不同时代诗人自我对诗本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已。这样说来，作者的“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说法，只能是就诗歌的形式而言。但是问题又出来了，这个仅仅的“诗歌形式”是指“写作”状态还是“传承”状态呢？单以写作状态，说没人写“旧诗”，那绝对是“动机不纯”的说法（作者已在文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单指“传承”方式，那也是“闭眼说瞎话”（至少在我们从低到高的教育课本中可以确认该说法的不实之态）。
其实，分析了半天，我们理解的是作者所指“占据主体地位”的现象仅仅以“见于诗歌期刊上‘新诗’发表的量多少”而言。如果我们凡事都以“发表”与否来作为论断某种文学体例是否繁盛之依据的话，那民谣是不是早就“不存在”了呢？民间文学是不是也早就消亡了呢？
这样分析之后，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作者所谓的“新诗时代”的提法。的确，这个提法大概看上去或许“差不多”、“还可以”、“马马虎虎”。但稍作停留，就发现该提法“漏洞百出”。非常遗憾，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是在《文学自由谈》这样的刊物上与读者进行共同讨论，作者的该篇文字也并非私下的“聊大天儿”，可以信之所致地闲言碎语，所以还是需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或者至少要有这样严谨的态度。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时代”“即将结束”的问题。对这个“结束”，作者在文章结尾用一个很大的病句又进行了不严密的解释：“‘新诗时代’即将过去，（？）当然不是指自由体诗的消亡，它（？）应该与格律体并存一个时期，那是中国诗歌（？）一个平分秋色的时期。”（圣童按：由于文章篇幅所限，不在这里分析该病句的病症。文中的问号是提示该句中的错误所在位置。）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明白，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新诗独霸天下”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接下来“旧诗”的风头会涌起，然后新旧两种诗歌形式并存，即进入了所谓“中国诗歌”的一个平分秋色的时期。（“平分秋色”当是至少两者以上个体之间的分配形式，“中国诗歌”这个单一概念如何去“平分秋色”呢？它要和谁平分呢？）
作者的“预言”到这里终止：“那么在这之后呢？谁知道会不会洪水滔天？究竟哪一个是更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那就让它适者生存吧。”作者这时的议论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了，而是把自己的视角拓展至整个文学领域。
这个预言很有种女巫式的阴冷。我们能够从这种阴冷中嗅出作者对“诗歌体裁的未来存在可能性”持有的否决态度，这样的态度并不让我们瞠目，一个连语言基本逻辑尚无把握的人如何能清醒认知诗歌文体的未来呢？相反，只要诗存在，诗人就存在；诗人存在，诗歌就一定存在。而诗会消失吗？真会消失吗？善和美会消失吗？至于“适者生存”理论，作者也了解得十分肤浅，她这样生硬地用达尔文理论来做比喻的目的是要表达一个非常可笑的意图：阐明文学体裁之间存在一种残酷的竞争关系。但是，作者不知达尔文的这个观点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更何况诗歌本来就与这个理论无关。在此我不得不提醒作者，要慎用比喻（指所谓的“适者生存”说法），特别是自己的思维逻辑基础不够坚实的情况下，滥用比喻尤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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