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小说的本质

作者:胡廷武




  孙犁的《亡人逸事》写于1982年,1990年收入他自己编的小说集《芸斋小说》,可见作家写的是小说。可是在这前后,一些编辑常把它选入散文的选本,读者也把它当散文来读。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孙犁散文》的时候,收入了《亡人逸事》,篇目是他审定的,显然他认为,这篇小说,说它是散文也是可以的。本来作为读者,是不必在乎《亡人逸事》的体裁,也无须在乎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的,我们欣赏的不过是文本本身——它的内涵和它的美。我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个过程,不过是想说明,真正的作家不会处心积虑去搞什么“跨文体写作”,有时候他们的作品在文体问题上所以出现一种张力,完全是在自由状态下写作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是由一些故事情节互不相干的中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这些作品兼有小说和散文的风格。我曾经多次引述过阿斯塔菲耶夫的一句话:“在我们的背后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至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我想这正是他在文体上另辟蹊径的原因。我还特别欣赏他说过的另一句话: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
  《走出非洲》是我读过多遍的少数作品之一,这是一本写得非常自我的书,通常人们认为它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它显然兼有速写和小说的因素,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散文的一种写法,同样,我们何尝不可以反过来说,这是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我在昆明的那一家咖啡馆里发现,普鲁斯特与圣伯夫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三点:一是圣伯夫在评论作品时,喜欢大量掺入作家个人的轶闻和私事,这样,对作家个人行为的好恶影响了对作品的公正评价。二是真实。圣伯夫过分强调作品客观的真实,主张作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天才的艺术加工”而成就作品。普鲁斯特却强调感觉和印象的真实,也就是主观的真实。三是作为那一个时代的理论家,圣伯夫“对同时代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概不认”,没有把同时代的作家比如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不仅如此,圣伯夫也不看好普鲁斯特的作品。在我看来,圣伯夫至少遗漏了与之同时代的三个天才,作为一代理论权威,这的确是一种耻辱。
  普氏对圣伯夫的批评,不仅公允而且重要,其中关于真实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可以这样来表达:作家作品中的世界,并不是纯客观的,它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
  萨特说过,“作品以想象的方式介绍世界”。又说,“自从我们成为作家以来,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欧洲”。客观意义上的欧洲是谁创造的?是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可见萨特所要创造的,不过是一个他所想象的、感受的或者希望的欧洲、主观的欧洲罢了。
  客观世界是惟一的,而作家所创造出的主观世界则是无穷的,因为作家在观察、而后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客观世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自己的文化、信仰、是非观、审美观,修养、风格,甚至哲思的过滤。而作家的这个过滤之网,无疑又同时受他的家庭、遗传、生存环境、经历、受教育程度、素质、气质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几乎像人的指纹一样,是惟一的。这就是同一个世界可以产生无穷部小说,一个蓝本可以演绎出万千故事的原因。
  一个真正的作家,当他面对一个题材的时候,他的精力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它不会满足于写一个人人都可以编得出来的故事,也不会满足于此一故事所显示的表层的真实,他会更多地追问自己对于这一个题材的感受和印象,他的任务是从一开始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整个创作过程中,都意识到并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并在作品中完美地表达出来。他也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现成的写法,它会量体裁衣地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未必可以成为他的专利,但至少不要沦为临摹。当然,他不会彻底地抛弃故事,因为故事毕竟是小说这一文体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他只是不会再把故事当成小说构成的惟一因素。他想要创造的,不是一篇人们司空见惯的小说,他要创造的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的本质在美。
  当代小说家都体会得到的一种幸福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空前自由。但他们同时意识到的是,这种自由反过来又对他们提出了挑战。不过我认为这种挑战是极有价值的,毕竟小说已经是一株数百年前种下的老树了,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其使命不仅是在这株老树上添枝加叶,而是要培育单独的植株,以便使小说之林更加宽广壮丽,多姿多彩,更富于生命力和观赏性,成为人们精神栖息的绿岛和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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