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也说丁玲与波伏瓦
作者：圣 童
1949年，41岁的波伏瓦似乎登上了自己人生之巅，《第二性》的第一卷送到了出版社。而同年，丁玲却与中国人民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丁玲难道不是幸福和骄傲的吗？这样的革命作为信仰获得的胜利难道不是丁玲个人人生中的至上成就吗？人群中，能有多少人可以拥有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成功、这样的幸福？这样的成就、成功与幸福又怎能用“文学价值”四个字进行标价呢？
接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发生了。1955年，丁玲的人生遭到了政治阴谋的洗劫，这个被全世界人所关注和记忆的巨大悲剧让丁玲开始了体验苦难的漫长过程。这个悲剧是时代的，更是历史的，但绝不是个人的。甚至完全相反，恰恰是这样巨大的悲剧再次彰显了丁玲人生信仰的至高境界，她依靠自己的不屈不挠，终于熬过了这段漫长的政治阴谋的洗劫，并于1979年获得一个政党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她以及其他个人造成伤害的荣誉“赔偿”——平反昭雪！而丁玲平反后的第一反应是放开喉咙告诉整个世界：“我可以死了。我轻松了。我死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丁玲是可悲的，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丁玲恰恰是最为伟大的！这样的思想（虽然丁玲后来的思想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特别是1979年之后，甚至这种极端化的思想倾向给她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客观地去加以理解），这样的情感，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人性以及这样的人生，又怎能用简单的文学成就来衡量呢？一个人死所不能瞑目的原因是期待清白，这是一种人性力量的大彰显。可以安然地死去而不再遗憾，这不是一个人人生的至高要求吗？更为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给他人的人生带来不安，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无私吗？
我的家庭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丁玲的话在我看来之所以那样的熟悉，就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在那个悲剧的历史时期抱有这样的信念而使得自己有勇气顽强地活下去。不是许多人已经含冤自杀了吗？但丁玲还有那些和她一样怀有信念的人以及我的母亲却坚强地用活下来的方式卫护了她们个体的尊严。
1955年9月，47岁的波伏瓦和萨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客人，并在10月1日作为贵宾走上天安门观礼台，与茅盾夫妇同坐一桌”。这又怎样？如此对比之后，丁玲的悲剧应当同属于中国与丁玲，而不是仅仅属于丁玲个人。
革命从来都是个人与社会交融在一起的最前沿行动，对丁玲来说，革命是她一生的信仰。我理解以当下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待革命一词时的那种“谐趣”心理。的确，革命这个词会因为某些人或某群人的堕落而蒙尘，但革命的行为却让肖邦这样的人认为值得用生命去演绎（《革命》一曲，让这位以钢琴诗人著称于世的苍白、纤细、敏感、脆弱的音乐家激荡了生命的光芒）。
比较者把丁玲的悲剧与“苏三起解”的比较，一如把丁玲与波伏瓦的比较一样，充满亵渎。高昂着始终都不屈服的人性尊严，丁玲依然坚守她的革命信仰（甚至坚守得过激而且不够宽容）：她鄙视沈从文，甚至拒绝与他面对面打招呼；她痛恨周扬，一直保持自己的爱憎立场（尽管这样的“立场”值得商榷），即便在1979年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两个人各自的文学创作。
文学对于丁玲和波夫瓦来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或者因为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丁玲由一个文学青年很快转入一个以文学为武器的革命者的角色，她的创作也由自觉进入了主动的积极状态。
1927年，23岁的丁玲写出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通过女性题材的写作来与当时社会封建思想进行直接斗争。这与“23岁现象”的宿命式“一举成名”没什么关系。而将这种女性反叛行为低俗地与当下的木子美作对比，实在是对丁玲人性与人格的巨大侮辱和亵渎（所以我说，很多的“比较”就像“拉皮条”），至于丁玲的革命行动所表现出的“女性解放程度”是在波伏瓦之上还是之下的问题就更为滑稽了。“公允地说，波伏瓦的文学起点不如丁玲高，波伏瓦的才华也逊于丁玲”，最重要的是，波伏瓦的人格也大大比不上丁玲的人格那么独立。
“1942年，丁玲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其间，响应号召，开始思考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丁玲创作了一系列工农兵的作品，其中《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表扬。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何况毛泽东还是那么具有征服力的一个男人，丁玲对革命更加投入。”谈论一个人而脱离他所生活的环境、时代以及历史，这是不具备客观性的思维态度。这种思维态度下的言论或结论往往可以被我们直接丢进“不可回收型的垃圾堆”里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有的传统是个非常优秀的传统。而毛泽东这位革命领袖在这样的比较中却被还原成了一个“有征服力”的男人。我似乎无话可说，男人，这个曾经被认为带有强烈封建意味的称谓，在今天又重新被强硬地塞回丁玲荡涤过的人生襟怀。
1948年，丁玲在文学创作上再创高峰，写出以土改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小说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样一部历史性的文学作品在比较者眼里，竟被诋毁得一文不值。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思想性与文学性。“斯大林文学奖”是一个国际性文学奖。而土地改革的革命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得到肯定，虽然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发生偏差，但不可以借此淡化这一革命的历史价值。那么，丁玲用文学来反映这段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的文学作品便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将这样的文学作品一笔带过，是轻慢历史的行为，同时也是轻慢文学的行为。
那么，波伏瓦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呢？在陪着萨特四处访问和一系列性关系体验中，她完成了《第二性》的写作（1946至1948年）。
之后，丁玲的文学创作开始跌入低谷，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结束。这不仅因为她建国后的事务性工作，也在于之后政治上的悲剧遭遇。与不幸的丁玲相比，波伏瓦的创作便显得异常从容，成就也极为可观。比如她篇幅浩瀚的个人传记（据说，写传记是法国人的一大嗜好，而波伏瓦的社交活动又给她带来了绝对够档次的可加工原料）。
前几天，偶然在书店看到丁玲的一部传记。当时，只是把书拿下架子，在手中轻轻翻动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在我看来，丁玲根本不必用这样的文字来诠释自己，她波澜起伏的人生已经为她做了最真实的记载。
对女性来说，情感世界永远是她们人生中最为多彩的篇章。丁玲与波伏瓦当然如此。
在比较者眼里，丁玲的情感生活同样逊色于波伏瓦。
1924年，从上海来到北京时丁玲只有20岁，正是这个时间，她结识了胡也频，并在次年与胡也频结婚。这个过程显然不能仅仅用“至此，丁玲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这样一句生理现象的描写方式概括。这是一种对丁玲与胡也频在当时情况下两个个体结合所表现出的社会意义进行的抽除灵魂式的“缩减”。而一定要如此缩减的理由，不过是在暗合1929年，21岁的波伏瓦与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萨特的同居行为。波伏瓦选择了萨特，萨特便成了波伏瓦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但是，萨特却绝对不是波伏瓦终生的伴侣，这并非“虽然为了保有个人自由，他们并没有缔结传统的婚姻关系”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因为萨特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