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也说丁玲与波伏瓦
作者：圣 童
我个人不太喜欢“比较文学”这个词的原因，在于一些肤浅者的肤浅行为，说好听的，他们把“比较”做成了“说媒”；说不好听的，他们和“拉皮条”没什么区别。而这也是我在读完《文学自由谈》今年第3期中的《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时，全身神经都不舒服的感觉顿时发生的原因。
文章似乎是摆出一些资料，似乎是作了一些分析，似乎是有些结论……但只要稍微停留，立刻就会发现文中除了对两个人的“生辰履历”进行了“对缝儿”之外，不见什么思想。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让人感觉“比较文学”作起来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呢？
原文通篇对比了丁玲与波伏瓦两个人的情感、生活、社会地位（或时尚程度）以及个人成就，却努力剔除她们的思想以及理想，她们人生各自依存的民族、文化以及重大的历史背景也仅仅被淡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时间脉络。特别是在比较过程中，以现代的、甚至还是个人的价值观来对两个人的人生成就进行对比，其业余程度尤为令人惊讶。而将两个人的情感世界仅仅归于“占有男人”还是“被男人占有”的关系对比，更是低俗得令人瞠目。至于比较中的文学主体部分，已经在行文中差不多被蜕成了几本书的标题。
于是，自己也想说说她们两个人，但并非要与谁商榷，只是说出那些必须要说的话：关于她们的人生理想、她们的文学成就以及她们的情感。
丁玲，1904~1986。波伏瓦，1908~1986。因此，她们两人所经历的大历史背景基本相同，比如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建立，从建国后的“文革”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几乎贯穿了丁玲的整个人生。相比之下，波伏瓦虽也历尽动荡的历史，但依然一生平静，除努力实现个人的愿望之外，并无太多坎坷。这也最终导致，虽然她们都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执著的追求，但人生的际遇和生命的终局却是那样不同的结论。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却在文中被忽略掉了，强调的反而是两个人的出身：丁玲出生在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波伏瓦出生在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很典型的“唯出身论”。对生命如此比较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侮辱性——拒绝了生命平等的最基本公约。至于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巴黎相当于大都市，湖南相当于外省或乡下”的进一步比较，则越发显得“小资”与市侩。而最客观的事实不过是：无论出身如何，她们和很多人一样，都生活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正因如此，两人各自的生命理想在一开始便彰显出了巨大差异。
丁玲的青春岁月极其耀眼，“五四”运动发生时，她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17岁时赴上海，考入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与表哥解除婚约。19岁时结识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并经其介绍进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但是，丁玲的这些行为并非为了证明她是那个时代颇具先锋意识的新女性，而完全在于她生命中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这份追求并非强调个人独立，而是在与一种自由人性的力量努力靠近的过程。在当时，共产党的出现就是人性对自由渴望与觉悟的一个自然结果，丁玲的青春主动与之融合，这与19岁时波伏瓦发表的个人独立宣言存在着本质区别：“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不屈从”的含义是拒绝被迫“服从”，如果心甘情愿，全当别论。
仅就哲学的角度来说，个体与集体（他个体）的社会角色是平等的（虽然我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波伏瓦的“宣言”强调了她的“个体”，丁玲所追求的却是个体与社会统一的生命角色。两个人的追求并不一致，丁玲的追求并非表现她的女性独立意识，而是人性独立意识，至于波伏瓦，倒完全可能是在强调“性别”问题。
1924年，20岁的丁玲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等旁听文学课。这期间，她把个人的文学理想直接融入了时代的革命大潮中。
1931年到1936年，丁玲的人生经历可谓激荡。因为鲜明的革命立场及革命行动而被捕入狱，后来（1936年）在党的营救下方逃离南京奔赴陕北，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这样的人生历程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达到了世界性的高度——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上都已成为最华彩的篇章。正因为如此，丁玲在1946年进入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则选择了教师职业的同时，在几个追求者中，也决定选择萨特并开始与之同居。然后，陪在萨特身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暗中继续为萨特和自己物色性玩物。
波伏瓦的理想与丁玲是完全不同的。她一边伴随萨特频繁出访，一边观光赏景（她对这样的生活有着超常的兴趣）。1947~1948年间，波伏瓦三次赴美，目的是为了会她的美国情人。与此同时，丁玲却在深入农村考察土改，并时刻不忘自己的文学创作。
对这样的比较，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比较者看来，“这两种考察的不同正好见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活特性上的区别”。而波伏瓦的“时尚”对丁玲的“老土”在比较者的眼里构成了鄙视与被鄙视的对立双方。
看看下面一段，波伏瓦在给情人的信里，这样描述她在巴黎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间起床，走到Deux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一点。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圣童按：应该是那位代号路易丝·维德里娜的姑娘）一起吃午饭。之后到Morel夫人的公寓与萨特会合，下午的时间与萨特独处。晚上，根据萨特的需要，一起去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这里没有说明她的女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女友，是性伙伴还是其他。而她始终都是在按照萨特的需要来进行所谓的“独立”、“独自”的生活，因为她想不独自萨特也不管她。
那时的丁玲在干什么呢？她在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对此，比较者认为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依然象征性地见出姓资姓社的区别”。从政治上讲，比较者的“结论”似乎没什么问题，理所当然的“姓氏”区别；从人生意义来讲，丁玲的人生要远比波伏瓦的有价值有意义；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丁玲得到了她自己希望的人格上的认同。“波伏瓦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丁玲的时间都是群众的，波伏瓦过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活，丁玲过的是集体主义的生活。丁玲由个人主义出发，经过自觉或非自觉的改造，最终变成了一个集体主义者。”难得比较者的这份总结。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当然，波伏瓦的生活也并非完全自主”一句揭开了波伏瓦的“个人主义生活”的虚伪性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