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男人的色戒女人的情戒
作者：杨 岚
李安改编张爱玲，有成功的一面，可以如奖项和票房证明；也有失败的地方，失败的主要原因我看在于他自己没有吃透原作，没有找准它的闪光点，没有达到张爱玲的高度。
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谈到，包括《色·戒》的“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过程，一点也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用三十年时间，她精心处理了这样一则因为爱的幻觉而丧生辱名的女子的故事，爱的是个汉奸流氓，丧的是自己和同志，辱的是不仅一世的清名。这是个彻底的悲剧，悲到荒诞与虚无，而张爱玲很沉稳地把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化作了心理变化意识流，旨在精神分析、历史反思、文化自省，“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探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很有诚意研究张爱玲文本的李安应该注意到她的超越性文化意识、近乎冷酷残酷的真实性追求、看似平静的生活真理呈现、犀利老辣的女性主义视角，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复显旧上海很不易，也挺费工夫挺费钱，但还能做到，而要一个男人复现一个女人的苍凉的旧情怀实在勉为其难，尽管他们都是出色的文化人。
我们不仅要欣赏感性的花朵，也要学会欣赏理性的花朵。
张爱玲的高度
张爱玲在小说《色·戒》发表后引发的批判热潮中就辩解过，可以抛开那个历史事件来看这篇小说，谁信呢？她没说这是她对胡兰成的心境流露，谁不这么联想呢？尽管人人都知道“对号入座”的偏颇和“作品是作者的自传”的简单，谁管呢？其实，作品是作者心里长出的花，当然带着个人的血脉，作者是具体的存在，自然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滋养以及生存际遇的历练，这些都可化入作品，而作品不是原料堆积，你吃了猪肉长出人肉吃一堑长一智，怎么就不信人家也一样呢？
婚恋是个人情感，小说是个人叙述，不能一概当政治行为和政治宣言对待。和谁结婚，自己依然是自己；思想不是按照指令开放的花朵，吹牛不上税虚构不犯罪，和平时代和谐社会文明政治了，别整那些恐怖。要说张爱玲没有政治观念，我也不信；若因为她爱过一个汉奸文人（23岁的初恋），擅长写男女情感，就以为她是情圣，你拿她当琼瑶呀？她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对待政治。对政治的超然和冷漠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甚至可能是政治理性的表现或政治策略。人是政治动物，很难摆脱政治，你不找它它找你，乱世生存的文人更不能幸免。
对于她在沦陷区大发文章，不少人有非议，“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柯灵语）也有人劝她静待时机，多写少发表，她却执意趁热打铁，——而她的不可遏制不可复制的文学生涯的喷发鼎盛期，也就那两年（1943——1945），于是她成了大破坏废墟的黑云中锐叫着脱飞的一只艳丽的鸟，——也许，被蹂躏的民族不能怒吼，就该沉默，怎么能有这“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何况她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如此张扬不羁触目惊心：“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如同《倾城之恋》中的流苏的感觉“香港的沦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别人都在爱惜毛羽彰显清高，她却天真无忌地秀她的“一身俗骨”：“有时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看苏青》1945年）真决绝到不让人有插嘴为她说话的余地。
天真有天真的可怕：无所顾忌的直指，无所畏惧的挑衅，无遮无饰的袒露，无羞无赖的表白，真实与真诚的极致。
何况她是如此熟稔传统、精研生活、品味艺术、理解精英、洞察人心、遍尝炎凉，在热战冷战的乱世中敏感而清醒地浮沉！她有没落大家族、裂变小家庭中成长的敏感心灵发育史使她早熟叛逆世故圆通，对人情事理别有一番领悟和心解。她的在上海成长与发展、香港读书、美国生存、港台名盛的经历，促成中西文化在个体头脑和心灵层面及趣味与表达方式上的真正交融。
多么可贵的跨文化背景，轻轻巧巧消解了多少思维枷锁观念樊篱！
家国不幸诗人幸，对于一个现代作家，真是天生地造，她是覆巢之际破壳而出的百灵，一个乱世妙人。于是她成为那个救亡、革命热潮中少有的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旁观者，精彩生动地“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我们不需要这种民族文化记忆吗？那些战场上浴血，炮弹中穿梭，牢笼中呐喊的英烈们不是为保卫国土延续国脉，让民族文化继续下去的吗？那么无数逃亡苟安的百姓中，一个弱女子停下脚步，拿起笔举起镜头，没有作匕首投枪手榴弹，只是记录了“更大的破坏要来临”前的文化仪容生活艺术和残垣断壁下的爱情故事，记录了她的悲观视角中末世众生的心态，因为不符合当时高亢昂扬的抗战文艺的主题格调，就没有价值吗？
也许她不合时宜。当战火平息政治安定文化继续发展之际，当号角歇息喧嚣喑哑尘埃落定，想想，现代文学史中缺失了张爱玲，中国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环节中，是不是少了一个细腻圆润价值连城的翡翠古玉环？
也有人批评她没落悲观、与时代脱节、题材狭窄、人物平凡。常人看来，只写日常生活男女之间的情感和关系能成什么大气候，看看别人如何处理历史社会战争政治之类的大题材，看我们的作家今天到农村采风，明天到工厂收集素材，后天到军队体验生活，那才是成大家的路数。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多维的，我们可以点观、线观、面观、体观、圆观、通观、发展观，切入点和角度、方式不同，观点观念也不同，重要的是，是否看到了本质，是否全面深刻，是否锐敏准确。大题材也可能处理得肤浅粗陋，涉及面越宽越暴露出作者的弱点，露脸与露丑一线之差；而小题材也可能处理得窥斑见豹，洞穿人性本质。大作家小作家的区别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和写到什么程度。
无色的色戒
李安阐发了张爱玲小说中个人体验与政治使命的关系，他把王佳芝临时变卦归结为爱情乍现，而这爱情来自色欲甚至虐恋，这是受了题目的误导，并加上了自己的男性的经验。事实上，“色”在中国语汇中是广义的，泛指美貌、女性、情感、现象界等等，色欲仅是一小部分。《色·戒》是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以王佳芝的视角叙述，以其心理活动为主要线索，从女性经验分析，对男性意识进行了解析和批判。解读张爱玲，一定要注意到她的性别视角，否则差得没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