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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士、黉门及其他
作者：陈鸿祥
何以故？因为古称学校为“黉”。黉门，顾名思义是学校大门（包括私塾、书院）。李颙出身寒微，早年丧父，家贫如洗；其母虽有孟母之贤，一心要让他入塾读书，无奈缴不上脩金，入不了“黉门”。他完全靠自学成才，确是一位“绝无师承”的“平民学者”。但将他“不肯做清朝的官”说成“不入黉门”，显系智者之失的讹误。《史记·滑稽列传》写东方朔“陆沉于俗，避世金门”，进了汉武帝内廷做官，后世遂以“金马门”代称官府衙门。王国维有词云：“金马岂真堪避世，海沤应是未忘机。”我们无妨也来掉一下书袋：“处士”李颙，不忘前朝做“遗民”，避世不入“金马门”。这就对了。
当然，话得说回来。李颙学成之后，还是入了“黉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后《附表》记曰：康熙十年辛亥（1671），“李二曲赴襄城觅文骨，遂游吴”；十一年壬子（1672），“李二曲讲学毗陵”。毗陵是古地名，相当于今天的无锡、常州、镇江三市，江阴、武进、丹阳等县。李颙赴襄城寻找他外出当兵遇难的父亲遗骨，趁此他“游吴”到了上述地方。其时，他正当四十四五岁壮年，学业如日中天。只是他没有今世“中天”易先生幸运，上不了央视“百家讲台”，当不得“学术明星”；但他除了在关中“设帐授徒”之外，来到人文荟萃的江南，仍被竟相邀聘，入“黉”讲学。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他还是位“大师级”教授哩！
关中文士，不知“著作等身”的李颙
末了，我还想就李颙的“著作等身”及其他相关之事，略缀数语。
“李颙是谁？谁是李颙？”
这不是明知故问，也不是无的放矢。进入关中，到了西安，以此请教，文学界同仁虽知道唱“曲”的“秦腔老艺人”，却不晓得“二曲”先生李颙为谁。“李文”不由感叹：
这样一位在明清易代期间的广知博赡，著作等身，文章道德，世所共仰的大儒；……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忘了个干干净净，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对于国文先生的这番“嗟嗟”有声的感叹，我是很理解的。其实，满腹经伦的学者，未必赶得上昔年唱秦腔、当今喊“红高粱”的艺人那般吃香；“文章道德”与“知名度”，每不相当，至今犹然。在“百家讲坛”上一夜蹿红的于丹女士并不攻究“国学”，却成了“国学超女”；也未专研过《论语》，而其“心得”成书，首印即达二百万册。举国如跳火把节，愈扇愈热。有记者以此采访自美归国、曾著《〈论语〉今读》的李泽厚，他一点也不慨乎言之，而是淡然答曰：我的书如果也“畅销”二百万册，那就彻底失败了！（大意）
对于当今“国学热”，我以为这是洞明世情、深知学术三昧的“止热”箴言。
那么，仅就学问方面来说，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位“著作等身”的二曲先生？梁启超在学术史中是这么说的：
他四十岁以前，尝著《经史蠡测》、《时务急策》（按，一作《急著》）、《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纠缪》等书，晚年以为这是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以示人，专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所著《四书反身录》，极切实，有益修养……
按照梁氏记述，咱们长话短说。李颙早年虽写过不少书，但“自悔少作”，不复示人；晚年秉承他自己提出的“志切拯救，惟宜力扶廉耻”的宗旨，尤不以“著述丰富自娱”。力戒空疏浮泛，反对“心命理气”玄谈，注重实践，著书甚少，是他一贯的学术精神；故说他“著作等身”，不免是一种学术套话。他身后留下了《二曲集》数十卷，如果不知清代学术概貌，仅看“二曲”书名，或者会误以为是“秦腔”或其他戏曲书，实在不足为怪；所以，对于今天的西安文界朋友不知二曲先生李颙为谁，我也是很理解的。
当然，胡适为了给他的那位“乡贤”、清乾隆朝的大学者戴震（东原）“辨诬”，差不多花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做《水经注》研究；作为关中文士，知道一点清康熙朝大儒李颙，读一点自己的“乡贤”二曲先生之书，应该是必要的。举例来说，李颙的那部专讲“自学成才”的《观感录》（《二曲集》卷二十二），不啻为“晚明真儒起自贱业者”的传记；其中包括了盐丁（王艮）、樵夫（朱恕）、史胥（李珠）、窑匠（韩贞）、商贾（林讷）、农夫（夏廷美）、卖油佣（陈真晨）、戍卒（周蕙）、网巾（朱蕴奇），以及牧羊人（王元章），凡十名，都是林纾所谓的“引车卖浆者流”。二曲先生则正是要通过为这些苦学成了“真儒”的人物，以证其“道无往而不在，学无人而不可”。梁启超夸赞李颙其人其学，曾说他的学行“给当时的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其实又何止“当时”？对于当今奢谈“国学”的衮衮诸公，戒浮躁，去“贵族化”（包括开办大富豪“国学班”），未尝不是一种“鞭辟”。学问不同于黄金首饰，仗钱财、凭权势，是断然打造不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否有“当于身心”？谨就教于李公国文及“西安文学界同仁”们。
二○○七，十，十六，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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