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处士、黉门及其他
作者：陈鸿祥
不过，拜颂国文先生议论风生且笔端颇带感情的大文（以下简称“李文”），聆教之余，也想就文中述及之事如处士、黉门，以及与二曲先生相关之学，略作补正。
不称“布衣”，称为“处士”
却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李颙正杜门谢客，自闭家中，只等“一死”的前两年，突遇玄烨西巡，传旨地方官员要召见“处士李颙”。对于二曲先生此次“以废疾坚辞”（梁启超语），向被学术史传为佳话。“李文”亟赞他宁死拒见康熙之举，并特就圣旨中“处士”之称，发了一番评议，略谓：
“处士”一词，出自圣谕，那玄机和奥秘，就够周至县的李二曲喝一壶的了。一般情况下，未经科举，未获功名的读书人，自称或人称“处士”，是很正常的。而李颙，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行将就木的前朝老朽，呼为“处士”，就如同对鹤发鸡皮，风烛残年的老妇，叫她小姐一样，听来不免牙碜。按说，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尚未释褐的老先生，便（是）堂而皇之的“布衣”了。但玄烨不称他为“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就是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想法，你必须要成为大清王朝的良民。
写来涉笔成趣、亦庄亦谐，文章是好的。但他“带”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称“处士”，就“如同”叫“鹤发鸡皮”的老妇为“小姐一样”吗？二是，康熙何以不称他“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和奥秘”吗？
为免“以文害辞”，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读者，似有必要饶舌几句。
所谓“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古代诗文，“处子”之称确含二义：一指处女，当然是女性；二指处士，则是男子。处女，旧释“未嫁的女子”；今新版汉语大词典，改释曰：未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但无论怎样时移势迁，人心不古，除了少数终生未嫁的“老处女”之外，处女应该是指青春年少的“小姐”。然则，可否据以将“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称“处士”，与“鹤发鸡皮”的老妇叫“小姐”，“一样”地等同起来呢？
曰：唯唯。否否。不可。
之所以作此否定的答案，是因为：钩稽史乘，征诸诗文，处士可以是少壮的男士，也可以是七八十岁“白头老翁”，故在“年龄段”上绝不能与专指青春年少的“处女”（或“小姐”）划上等号。试举汉末弥衡为例。他作《鹦鹉赋》，序中自称“弥处士”，李善为之作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处士者，隐居放言也。”（《文选》卷一三）引伸开来，其所以称“处士”，一在于不入朝做官（隐居），二敢于向朝廷叫板“唱对台戏”（放言）。这应该是对处士内涵之最原初的诠释，也是现在所见文献中为“处士”一词作出的最早“定义”。嗣后，颜师古为《汉书》作注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盖自此而来。
当然，弥衡身处东汉末年的剧烈“世变”之中，狂放不羁，曹操虽放过了他，如李国文先生所言（参见《文人的性格》，《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一期），但最后还是被刘表治下的江州太守黄祖杀了头，年仅二十六岁，他可以算是少壮的处士；而另一位名气虽不很大，却被王国维列入《唐二十五家词辑》的《阎处士词》的著者阎选，则是晚唐隐居不出而以“布衣”终老，时人称之为“处士”的文人，他应该要算是老年的处士了。
准上所述，处士迥异于“处女”，并不关乎年龄，而全在于其操守，或者说是志节。于是，我们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布衣”与“处士”的称呼之别。从先秦的《吕氏春秋》，到秦后的《史记》、《汉书》，咸有“布衣”之名，用以称呼庶人、平民，当然也包括了后来未得功名的读书人。但布衣并非皆可称“处士”，处士乃专指隐居不仕的读书人，或者说是读书人中的不愿为官者。举例来说，就在“关中大儒”李颙拒绝应征“博学鸿词科”之翌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另一位“江南大儒”、自称“渔樵侣”而以词著称于史的朱彝尊（竹垞）却被征为博学鸿词、“入值南斋”，被康熙“恩赐紫禁城骑马”；王国维还因此在1924年“奉召”进京，被逊帝溥仪“赐紫禁城骑马”后惊喜万状，说，有清一代，以“布衣”而被赏“紫禁城骑马”的，舍竹垞先生而外，就数他这穷秀才了。这么说来，若将昔日朱、李“换位思考”，朱氏如果终生以“布衣”做他的“浙江词派”首领，“处士”之称就该落到他头上了。惟此之故，与李颙同为“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南学”首领黄宗羲去世，他的后继者阎若璩为之作悼词，称：
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按，钱谦益），宗伯也；曰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南雷黄氏哀词》）
这时，被尊为“清代儒宗”的顾炎武（亭林）谢世已十四五年了，故可以说是以“处士”称呼来对他终生不做清朝之官的身份“定位”。后世学者如王国维，亦曾以“处士”称亭林。这都是出于对他的敬重。由此，我们进而来看康熙帝玄烨之所以称李颙为“处士”，并且“朕甚佳之”，实乃是对他的才学及人品的嘉许。说“玄机”，说“奥秘”，看来是求之过深了；当然也不存在以“处士”之称来胁迫其就范做“良民”的“必然想法”。
“50年为一代”与“不入黉门”
我这样说，决非要给皇帝老儿“脸上贴金”。如同曹操不杀弥衡，固然有政治家的权术，但也不排除他确有爱才的心思；康熙明知这位二曲先生宁折不“曲”，数次征召不应，却仍要在御驾抵达长安之时，传旨召见，称其“处士”，正是要摆出他“礼贤下士”的大度。梁启超回述这段史事，曾说：
（李颙）他并不是矫情鸣高，但不肯在清朝做官，是他生平的志气。
这是尊重历史的平实之论，也是实事求是的知人之谈。对此，“李文”作了如是评述：
中国人50年为一代，父生子，子生孙，李颙居然仍未改弦更张，另换门庭，继续当他的不入黉门的“处士”，继续做他精神上的前朝“遗民”……
这里，又“带”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究竟以多少年为“一代”？二是，何谓“不入黉门”的“处士”？
国文先生写过论说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著，显然是见过王国维1927年投昆明湖“自沉”前夕写的遗书，开头第一句即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故其“50年为一代”之说，当缘于此。但这是不准确的。这不过是王氏临终前的愤激之词。以王氏本人来说，其父乃誉公六十而终，他亲撰《先太学君行状》，犹惋惜老人以“中寿之年”谢世，即可证。若就中国人平均寿命而言，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只有四十多岁。“五十年为一代”，无论哪个朝代，都没有达到过。
按照国人的传统，“代”就是“世”。陆机《叹逝赋》感“人生之短期”，叹“世阅人而为世”，李善注云：
夫世之得名，缘于君上。人之父子相继，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为世。（《文选》卷一六）
扼要地讲，父子相继，父死子立，谓之“世”；所谓一生、一世、一代，乃是同一意义上的不同说法。那么，“一代”或曰“一世”，该有多少年？我以为国文先生提及的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今世民俗学家及其他通人达士，都来参与论议。我不敢自专。只是像鲁迅所说“随便翻翻”，从有关金文、甲骨文字书中，可以得知：“世”之本字为“卅”，本意为“三十”；“一世”或曰“一代”，就是三十年。这是自夏商周三代，直至李颙在世的清康熙；从《说文解字》到今通行的《辞源》《辞海》，诠说“一代”的标准年限。李颙他老人家活到七十八岁，与他同期的顾炎武（1613-1682）年及虚岁整七十。“人活七十古来稀”。在他们那个年代，应该都是寿享“父生子，子生孙”的二代以上高龄“老处士”了；而今虽有“七十岁小弟弟，八十岁勿稀奇，九十岁多来西”的“新顺口溜”，但说到“代沟”，寻常百姓大致还是“以三十年（而非50年）为一代”。若夫非寻常者，如当下备受关注的“70后”与“80后”，仅隔十载，却判若二代。看来，进入信息时代，人寿延长而“代龄”则一代短于一代，呈缩短之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