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关于研讨会和红包的实话实说
作者：李美皆
有时候，评论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赞美你是个纯正的评论家；然后，你帮我写个文章吧。赞美一个评论家纯正，就相当于赞美一个官员清廉，那么，你当然应该清廉地为他写文章了，否则，你不是推翻了自己的清廉形象吗？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圈套。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评论跟他用红包换来的评论一起出现在宣传他的某些地方。试图不花钱而达到一个花钱的目的，那是欺负老实人。自己怀着功利心，却希望别人淡泊，这是不鼓励人做正人君子的体现。对待这种情况，只有三不：不要你的赞誉，不要你的红包，也不要被你利用。对于不该做的事情，评论家有拒绝不做的道义，但没有做了白做的道义。
该写与不该写很难界定，但并不是不可区分，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原则，固然有些是模棱两可的，但大多数时候，写得违心不违心、有劲没有劲自己不会不知道。有人说，为了鼓励新人，为了扶持文学，有些不想写的文章，也还是应该去写的，这是评论家的道义。是的，鼓励新人、扶持文学是评论家的道义，但，是否一定要写成文章呢？评论家跟作家交流了，目的不就达到了吗？道义不就尽到了吗？作家希望评论家写成文章发出来，不就是为了起到一个对外宣传自己的作用吗？这是否已经掺杂了功利心？那么，评论家是否还要把这个道义尽到底？
评论家不是评论机器，写自己并不想写的文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时甚至令人沮丧，对此，我想很多评论家都是深有体会的。这样的文章往往还是写不出彩的，因而也很难令作家满意。都是写作的人，作家应该知道，越是写不出彩的文章，写起来越艰难，所以，不要抱怨它不出彩，体谅它诞生之勉强吧。
有人指责评论家拿红包是忘却了自身的责任和违背了社会的良心，理由就是评论家在他们眼里是与医生、法官、律师同等的，如果评论家认为红包有理，那么，医生、法官、律师的红包就都有理了，这个社会就太不干净了。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是缺乏分析的。医生、法官、律师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自然不应当拿红包，可是，如果他们做的是额外的工作，难道不应当拿红包吗？评论家去看那些价值不大的作品，写那些并不想写的评论，做的就是额外的工作，相当于辛苦加班，那么，他们拿红包跟其他行业拿加班费一样正常。作家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去写写电视剧或报告文学什么的，为的当然是钱，而且，创作的回报比评论高多了。作家去客串能不要钱吗？不能。那么，同样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不能适用于评论家呢？这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本身就体现出作家天然的优越感：“没有作家哪来的评论家？你们评论家就是靠我们作家吃饭的，你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评论我们！”作家忽略了，评论家是有主体性的，有选择权的。
网上披露，在某书展的一次讨论会上，几位知名人文教授毫不讳言自己曾经接受过出版商邀请，请吃饭，再塞个红包，于是情面难却之下，也只有写文章加以吹捧。由是，教授们固然意志不坚，出版商难道不更应该受到谴责吗？作家抨击评论家拿红包，但哪个红包不是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交到评论家手中的呢？既然是愿打愿挨的事情，又何来抱怨？如果作家可以谴责评论家拿红包，评论家是不是也可以谴责作家贿评呢？贿评跟贿选本质上一样的不光彩，因此，作家根本没有义愤填膺的道德空间和优势。作家抵制红包评论的最好的办法是多点骨气，少点虚荣，不给评论家拿红包的机会。使评论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评什么、怎么评由评论家自然地取舍，不要用外在的、人为的因素来左右它，评论的空气才能正常化。
写红包评论对一个评论家来说相当于走穴赚外快，除此之外，评论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评论家真正有价值的评论是不需要拿红包的，真正值得评论的作家也是不需要给红包的。红包评论只是占据了评论很小的比重，意义的比重就更小。那些早已作古或身处异国的作家不可能给评论家红包，评论家照样在关注他们评说他们。那些为红包而写的评论多半是一个评论家不想写也不必写的文章，构成一个评论家核心价值的并不是它们。大多数拿红包的评论家还是有水准的，并未丧失评论家基本的敬业意识。几乎没有一个够“份儿”的评论家是仅靠那些红包评论行走于文坛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到不了那个“份儿”上了。多数评论家都是凭真本事出道的，不过，时间久了，敬业意识就开始麻痹，评论品格也开始下滑，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自知的过程，正如青蛙跳入锅里时，如果是热水，它会一下子跳出去，如果是凉水，但开始慢慢加温，它会感觉不到水温的变化，以至于被煮死。
正如作家不能用不畅销来证明自己的文学水准一样，评论家也不必用不拿红包来显示自己的清流风度。对于一个评论家来说，拿了红包，对得起它，内心坦然，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