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关于研讨会和红包的实话实说
作者：李美皆
·作 者·
有位朋友要开一个作品研讨会，需要找一位文学界的代表出席，请我帮他推荐一个评论家。我很负责地为他推荐了他所在城市的一个评论家，可是他说，要一个被上上下下所认可的，为各种媒体所熟知的，名声响、来头大的。我问他锁定的人是谁，他说出了一个名字。可是我明明记得，不久前这位朋友还向我抨击过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经常与红包有关，他甚至在谈话中直呼其为研讨会动物的。
我感到无话可说。作家抨击某某评论家为研讨会动物，可是，一旦轮到自己开研讨会，请不到这个评论家还觉得不够份儿。正是自古抱怨红颜祸水的是男人，使红颜成为祸水的也是男人呀。我建议这位作家朋友好好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知道他打了没有。朋友为什么热衷于请那个被他称为研讨会动物的人呢？因为他的名字在媒体出现得多。他的名字为什么在媒体出现得多呢？因为他研讨会参加得多。那么，说白了，朋友要请的就是一个他所抨击的研讨会动物。之所以要抨击，是因为那是别人的研讨会；之所以还要请，是因为这是自己的研讨会。如果每位作家都这么“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就可以解释研讨会动物是如何造就出来的了。由此可以推断，正是那些抨击研讨会动物的人，把评论家制造成了研讨会动物。我推荐的那个评论家为什么不被看中呢？因为他太洁身自好了。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个时代就不鼓励人洁身自好。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真正在业内是很少存在皇帝的新装的，彼此的斤两心知肚明。皇帝的新装多半是外围的人制造出来的，也多半是给外围的人观看、对外围的人奏效的。穿着皇帝的新装的人是不会认真去读那些被研讨的作品的，因为他们太够份儿了。真正读作品的，可能就是那些不够份儿的人，比如一些刚刚踏上评论之途的硕士博士或高校年轻教师。可是，他们是不会被请到研讨会上来的，甚至旁听的资格都不被赋予。请那些不读作品的人来研讨作品，这就是目前常见的乖谬，文坛已经见怪不怪了。实施愚民政策的人首先愚弄的是自己，则更见其愚蠢。那些够份儿的人研讨会参加得太多了，准备一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稿当然是比较聪明而得体的做法，而作品之间相互串行的尴尬人并非没有，还有人发言时要抬头看看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才不至于说错是什么研讨会。如果真正了解一场研讨会的本质，那些被研讨的人似乎就无法为此而感到自豪了。那么，他们真的不了解吗？不是的，他们很了解。但是，他们更了解其中的游戏规则：无论研讨的还是被研讨的都不必认真，这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事件而已，说穿了，就是一场貌似俨然的游戏。因此，不必担心他们会受伤。你同意召开这样的会，就说明你愿意接受其中的潜规则，愿意接受愚弄，那么，就不要有任何怨言。
如果评论家是义务参加研讨会，当然不会引起任何不满。不满在于评论家是拿了红包的。近几年，作家对评论家的不满集中指向研讨会和红包。
迟子建说：“很多的浮躁，都来源于对长篇小说的态度，靠研讨会，使很多长篇小说，一夜走红，我觉得研讨会很多时候的背景都是功利的，一部长篇小说，给一些红包，找一些批评家，开个研讨会，这个长篇小说就成热点了，而真正有艺术质量的长篇，因为没有研讨会，反而被大家忽略了，长篇小说研讨会似乎让我觉得有点像股票交易所，令我糊涂。批评家有时候也忙于应付这些研讨会，没有时间自己去挖掘这些有价值的作品……研讨会应当遏制。”
池莉说：“现在的年头，每个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作家送的书都看不完，好友或者好友的好友的作品都评论不完，受了拜托或者受了红包的研讨会都开不完，总之，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怎么做都做不完，谁还有闲心管别的事情。”“我很安心，很恬淡，没有任何焦虑，不用成天抱着电话打，到处找钱举行作品研讨会，更丝毫不担心因为红包太薄而被评论者故意忽略和故意遗忘。”
迟子建和池莉的话代表了一部分成名作家的看法。因为她们已经成名，心态相对淡定，对评论界的研讨会和红包问题的看法还是比较平和、客观的。一些处于艰难上升期的作家的不满要比这激烈并不客气得多了。
当下评论家最为人所诟病的是红包问题，对于研讨会的不满根本也在于红包。评论家收受的红包有两种：研讨会红包和评论红包。
研讨会或其他会议红包不光文学界存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房地产论坛或研讨会、产品鉴定会、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庆典等，都有红包。所有这些会，新闻记者是少不了的。许多会议的意义终端就指向媒体，如果不能见诸媒体，会议不就白开了吗？新闻记者的红包要少一些，但他们是各行各业通吃。因此，最了解其中微妙的也是他们。红包是一个潜规则，很少有人去公开探讨，但由新闻界的红包亦可见出文学界的一些端倪。
几年前，一篇《直面“红包”新闻：在道德边缘行走的记者》写道：“在一家著名媒体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按照惯例给到会记者礼金。待到会议结束后，大陆的记者没有散去时，组织方有关人员解释说：今天来了台湾的记者，所以，没有给大家准备礼品。”由此可见，开会给红包是中国大陆的专利，在台湾就不通行这种做法。这也算是一国两制。
该文还写道，红包只占记者收入极小的一部分，“所以，对于记者来说，收这种好处真是左右为难，不接受又不好拒绝，拒绝了下次人家请别的记者来，自己从此失去了相应的新闻源；自己收下，数额又不大，却会‘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红包是否只占评论家收入极小的一部分不得而知，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几乎没有评论家为此而左右为难。事实上，记者是否真的左右为难，也很难说，虽然文章中是这样写的。“拒绝了下次人家请别的记者来，自己从此失去了相应的新闻源”，这点是跟评论界一样的，假如拒绝——只是假如——就等于不遵循游戏规则，当然只能出局。下一个相应的规则当然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了，如果你红包照拿，真话——多半是“坏话”——照说，那你也可能就没有下次了。留下来的自然都是遵循了游戏规则的人。
该文还写道：“新闻发布会邀请他们参加，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首先是会议热闹，否则只有当地那么几家强势媒体的记者，是没有劲的；其次组织者可以到上级那里邀功：看，我请来了这么多媒体的记者！第三，毕竟报道的媒体越多对于组织单位越有利。”“组织者之所以要送礼金，主要不是为了贿赂对方，而是因为请人家辛苦来一趟，不意思意思觉得对不住人家。人家来主要还是‘看得起你’，给你面子，为你捧场。如果不意思一下，只怕是一棍子买卖，在业内再也吃不开了。”这点跟文学界的研讨会是一致的，评论家不会不请自来，也不会无缘无故被请来，给红包请人来首先是出于主办者自身的需要，这也是互惠互利的前提和基础。设想被请的人都不来，难堪的是谁呢？设想被请来的人空手而回，下次主办者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该文指出，所谓的“红包”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地区强势媒体的记者身上。这点与文学界也有相通之处，评论的“发达地区强势媒体”是有目共睹的，在评论界，一个评论家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强势媒体”，一撮评论家可能就构成一个“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