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人的南北西东

作者:李国文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说:“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 之的《洛阳伽蓝记》,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不过,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陆机死后不到二十年,南北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西晋没了,大批北方人士南迁,纷纷逃到江东来苟延残喘。遂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在南人的地盘上,北人的牛皮、架势、尊荣、娇宠,便大打折扣。不得不诸事求人,不得不看人眼色,连晋元帝司马睿都说:“寄人篱下,心常怀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南人也仰起脸来,不怎么买账来自北方的豪门贵族。虽说平起平坐,一时还做不到,因为政权、军权仍被北人掌控,但占一席之地,有发言之权,那是当仁不让的了。最主要的,是南人在精神上不再仰人鼻息,不再遭人歧视,其理直,其气壮,确也是陈琳、陆机之流想得而不得的。
  东晋政权的精神领袖王导,为了笼络南人,有一次特地请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陆玩家宴,席上端出来北人视为佳品的羊酪。可是,南人看不上这东西,也吃不惯这东西,客拘主面,不得不强咽下一小碗,结果回家后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他写了一纸便笺给王导:“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在玩笑中,竟将南人詈称北人的“伧”,信笔写下。放在二十年前,陆玩绝不敢这样放肆,肯定会被视为大不敬的行为。
  看来,这种南北逆转的形势,便成为时代的主流。过去南人在北,备受白眼,如今北人对待南人,俨若上宾。据《南史》卷二六,公元548年(梁太清二年),南朝与庾信齐名的文人徐陵,被萧衍派往北魏为特命全权大使,竟成了香饽饽。“魏人设馆宴宾,是日热甚,主客魏收(应该算得上是北魏的“国家一级作家”)嘲之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曰:‘昔日王肃初至,为魏始制朝仪,今我来聘,卿复知寒暑。’收大惭。文宣(帝)以收失言,因囚之。”据唐人张 笔记《朝野佥载》卷六,公元545年(梁大同十一年),“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 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再据《北史》,庾信在北方的影响之大,“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乃至北朝的帝王宗室,王公大臣,都成了徐、庾的粉丝。所以,当南朝向北朝发出外交文书,要求将这些流寓北地的文人,特点名庾信、王褒等十余人,回归本土时。北朝哪里舍得,魏“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与褒,俱惜而不遣”。这与陈琳、陆机当年的遭遇,简直天壤之别。
  从南北朝起,北人的文化优势不再,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繁荣,中国文化的历史天平开始向南倾斜,还并非如俗话所说“六十年风水轮回转”的钟摆效应,而是一摆过去,就不再摆回。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谈到:“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隋书》七五《儒林传序》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以,陈的结论是:“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其实,岂止经学,在文学这个领域里,也是南人要多占优势。鲁迅在他这篇名文中,也作出过类似的看法:“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 话虽然说得刻薄,但“愚”和“狡”,这两种精神状态的分野,对于文人而言,其创造性,其想象力,其美学含量,其思想天空,必然会发生着很大的差别。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的那些顶尖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徐志摩、叶圣陶、俞平伯、林语堂、沈从文、丁玲……无一不是南人的现状,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在中国文人的地图上,北主南宾的格局,遂成过去,而南人唱主角,挑大梁的南盛北衰的现象,便是历久不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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