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人的南北西东
作者：李国文
说来有点扫兴，中国文人，不论过去，也不论后来，不论巨匠，也不论末流，总得有人管饭才是。文章写得好坏，是无所谓的，老板好坏，却是十分关紧的事。陈琳比较走运，当初袁绍待他不薄，视为多年知友，随后曹操待他更厚，居然没有要他脑袋。因有不杀之恩，故尔到曹营后，忠心耿耿，为新老板服务，直到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许都的一场瘟疫，要了他的命为止。
尽管如此，这个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还是不习惯，不喜欢北方，尤其看不大上北方的同行。
陈琳有资格，有本钱不把北方同行放在眼中，因为即使按曹丕“七子”的排位，他的名次只是在孔融之后；按曹植“六子”的排位，他的名次也不过在王粲之后。因此，此公之高自标置，佼佼铮铮，是毫无疑问的。要知道，在自以为上国大邦的北方文人来看，陈琳这个南人，挤进这支队伍中来，终究属于异数，不免有点排斥心理。倘不是货真价实，真正够水平，真正有才华，曹氏兄弟不会这样抬举，他俩的老子也不会如此高看的。由此来看，古人大概不太会玩儿心眼，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不好意思说成真的。陈琳能在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北方文坛，站稳脚跟，到底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非会吹、会唬、会骗、会买空卖空的当代文人，凭一张嘴混迹江湖，还能神气活现。所以，文坛里边，当下的排行榜，当下的发行量，当下的点击率，当下的好评如潮，齐声喝彩，往往都是鬼画符，基本上是信不得的。
汉灵帝在位期间，陈琳就从南方来到北方打拼了。他的第一位老板，为大将军何进。对他颇为信任，参与机要，总理府事，秩一千石，职位不低。那时曹操尚未发迹，先在洛阳为北部尉，后调顿丘，为令，都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他到大将军府来办事，碰上主簿陈琳，恐怕是得要打立正的。当时，小人暴贵的何进，加上草包一个的袁绍，两人密谋，打算引西凉军阀董卓来首都尽诛宦官。陈琳戒劝，二位，此事千万行不得！谁知这二位加上更为草包的袁术，只当耳旁风。结果，事未成，谋先泄，何进被杀，袁绍逃回冀州。陈琳见事不好，也至该地避难。那时无稿费这一说，总得有人给碗饭吃，遂入袁绍幕，为长吏，“使典文章”。最后，十八路诸侯厮杀下来，只剩下袁、曹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遂爆发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袁绍兵败如山倒，陈琳也成了曹军的俘虏。
袁绍讨曹时，让陈琳写过一篇檄文。吃人饭，给人干，端谁碗，归谁管，这就是文人无可奈何的命。但陈琳确实是文章高手，这篇《移豫州檄》与唐代骆宾王的《讨武 檄》，堪称为中国大字报的老祖宗。陈琳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不在话下，还将他祖宗三代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种捅马蜂窝的行径，自然难逃秋后算账。何况第一，曹操绝对是一个宁我负人，而人不我负的小人；第二，曹操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斩草必除根的屠夫。现在成为曹操的阶下囚，大家也认为陈琳前脚跨进阴曹地府，生命开始倒计时了。曹操亲自审问他，你骂我可以，干嘛拐带上我的先人？陈琳倒也坦白，文人算什么，不过工具罢了，如同一支箭，扳弓弦的手，才是老板。“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一听笑了，竟然无罪释放。死里逃生的陈琳，摸摸脑袋还在脖子上，不禁想，也许打了胜仗，主公心情不错；也许当年他到大将军府办事，对他挺客气；其实，关键在于曹操也是文人，而且是个识货的文人。他不相信评论家的狗屁吹捧，报刊上的红包文章，而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这是支好箭，就把陈琳留在相府使用。
直到公元204年（东汉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这个在政治上，在文学上，两手都硬的强者，为了营造出来主流在我，四方归心的格局，以他两个才分很高，文章极佳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辅佐，再加上陈琳与孔融、王粲、蔡琰之流唱和助兴，形成一个“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迎来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转篷。建安之末，区宇方辑”的大环境，以及才俊齐集都下，斯文鼎盛；冠盖雅爱词章，翰墨飞扬的繁荣景象了。与20世纪70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新时期文学的应运而生，基本相似。因此，所谓“建安七子”，与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群体，不过是文学史的一种说法而已。陈琳和那几位名流，既没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打麻将，也没同一条板凳上开会、听报告；甚至不来往，不见面，或许还不相识。
中国人好拉郎配，从司马迁作《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生拉硬拽，为始作俑者，贻笑后人。但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懒汉做法，人多效之，诸如“建安七子”，诸如“三曹”，甚至如今热衷说道的什么“陕军东征”、“湘军北上”等等，都是治史者和评论家的权宜捏合。实际上，这些文人并不愿意与参差不齐的同行，同坐一条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我们从陈琳给他同乡张 的信，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压根儿没把那几位北方文人放在眼里。此信见于《三国志·吴志·张 传》的裴松之注引《吴书》：“（张） 见
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 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喜欢听捧场的话，顺耳的话，这是文人的通病。张 “叹美”两句，陈琳便情不自禁了。从这封回张 的信，看到陈琳的活思想。“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不过虚晃一招，“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才是他的真实。这位自视甚高的南人，认为北人写不出像样的文字，他才得以“雄伯”。“伯”者何？“霸”也。敢称自己为“霸”，他的得意，他的拿大，他的傲慢，他的藐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总觉得，籍贯为山东的孔融（曲阜）、王粲（邹平）、刘桢（宁阳）、徐干（潍坊），与籍贯为河南的阮 （开封）、应 （汝南）的同行，这几位北方大爷，会承认自己是二流作家，三流作家那样的软鸡蛋么？会对这位写过讨曹檄文名重一时的陈琳，中国大字报的鼻祖，多么高看，多么抬爱吗？怕也未必见得。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说过，“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个传统”。何况《移豫州檄》，这篇特别政治化了的作品，其政治意义必大于审美价值，其文学生命力必因其政治工具性而大大降低，这是千古不灭的文学定律呀。因此，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并非今日文坛的众生相，古人也难能免俗。弄得南人的陈琳，在这伙北方同行中间，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心情舒畅的，从而有一点负气，有一点不买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他读到也是南人张 的《 榴枕赋》，马上示人，加以炫耀，而张
读到陈琳的《武库赋》和《应机论》，叫好不迭，予以张扬。这种文字上的拥抱，除去同乡同里的亲昵，张为扬州人，陈为射阳人，同属广陵郡外，更多是属于当时南人不敌北人的强势，对地域歧视的一种对抗罢了。我估计，邺下文人集团这种南北隔阂，难以谐调的风气，让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坛的二把手，也不由得唉声叹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由此推断，曹丕总结出来“文人相轻”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恐怕也是对眼面前这些谁也不尿谁的文人，有感而发吧？
“文人相轻”，成为痼疾，由来已久。从陈琳与张 信，“此间率少于文章”的“此间”看，这两个字的涵义，所流露出来的地理位置的疏隔，已非这一个文人与另一个文人的相轻，而是这一群文人与另一群文人的相轻。本是一个文人的小我情绪，发展到一群文人的集体心态，遂造成中国文人地图上的南北分野。这种群体性的分庭抗礼，互不相能，大概从《诗经》、《楚辞》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便开始出现。嗣后，由于地域区隔，疆界划分，战乱阻隔，外族割裂，两大流域的文人之间，或有形的龃龉，或无形的抵触，或明显的较量，或潜在的角力，便成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