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且慢“送去”先“拿来”
作者：李建军
关于法西斯主义这顶“文革”式的大帽子，我只说一条：他根本就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鼓吹本民族优越、实施种族灭绝和屠杀的政策、犯有反人类罪行的独裁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鼓吹自己的民族如何如何伟大，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这个优等民族可以任意杀戮“劣等民族”，占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服从“优等民族”的统治。但在《狼图腾》一书中，我却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汉民族具有巨大的性格缺陷，是带有“羊性”“家畜性”性格的民族。难道，希特勒法西斯会说日耳曼民族是羊性民族吗？再则，在《狼图腾》一书中，我将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称为兄弟民族，主张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在书中，牧民把汉族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和朋友，而知青又亲切地称呼蒙古族老人为“阿爸”、“额吉”。难道，“法西斯主义”会叫犹太老人“阿爸”吗？即使牧民和外来户有文化冲突，但绝没有暴力流血行为，更谈不上种族灭绝和屠杀了。可见，《狼图腾》一书和法西斯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难道，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深有了解的德国人顾彬，连这种简单明显的区别都分辨不清吗？甚至还武断地给别人乱扣法西斯主义的罪名。如果这种行为放在德国法制体系里，完全是一种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本人保留向德国法院起诉的权利。
《狼图腾》的作者说顾彬根本就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其实，他自己的定义，实在也是着三不着两的。因为，他所说的，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事实上，除了德国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者说，除了特殊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还存在一般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权威界定，法西斯主义（Fascsm）首先是“一种政治运动，曾统治意大利（1922－1943）、德国（1933－1945）、西班牙（1939－1975）和各个时期的其他国家；广义上说，这个术语适用于任何右翼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的运动和政府。意大利语Fascsmo来自于Fasces，意思是一束榆木条或桦木条中间插一把斧头，这在古罗马是权力的标志。墨索里尼1919年采用这一标志做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徽章。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显示出一定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首要地位。其他特征有：个人服从通常具有超凡魅力、代表国家的领袖。此外，赞颂军事美德、战斗和服从，诋毁民主、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价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困扰意大利的政府无能、领导昏庸和经济混乱的状况普遍感到失望而产生的。这种状况造成有助于美化极权主义，特别是军事美德的政治气氛。……像德国一样，日本把它在世界上的作用设想为不仅是独具美德的榜样，并且通过征服劣等民族来实现这种美德。”（《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第24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4月）
在这个权威的定义里，我们可以发现，法西斯主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崇拜“权力”，迷信暴力，“赞颂军事美德、战斗和服从”；它缺乏平等意识，习惯于对人群和文化进行优劣的区别和高下的划分；从情感特征来看，它冷酷而无情，把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当做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做一种伟大的事业和不朽的功绩；它总是向人们显示出不可一世的自大和睥睨一切的傲慢，因为把自己当做绝对真理的代表，所以，它拒绝别人的质疑和批评，否定展开对话的必要。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才说《狼图腾》表现着“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然而，在《狼图腾》的作者看来，“草原上真实的‘狼性’，虽然富于攻击性杀戮性，但同时更具有自由独立、强悍进取、顽强竞争、聪明机警、善于团队合作、亲情友爱、富于家庭责任感等种种美德。我所发现的‘狼性’，早已脱离并超越了那种传统的陈腐理念、幼儿读物的认识水准，还原给‘狼性’一个公道的评价。而目前所有对《狼图腾》的批评，都依然套用原来那些陈旧的价值标准，用传统伦理道德的固定模式，来否定最新的田野考察的事实和结论。就好比用中国的老式16两秤，去称半公斤食物，然后和你死缠烂打，非说你缺斤短两。但是有更多的读者，由于读了这本书，从根本上转变了对狼的认识，并形成了一股爱狼崇狼的社会风潮”。他这里所赞美的“攻击性杀戮性”和“强悍进取”，显然就是一种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价值观和行为原则，而这些理念和原则，与“亲情友爱”等种种美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据说，为了把《狼图腾》推向世界，中国的书商做了很大努力：他们要请最好的翻译家来翻译它，要让最有影响的外国出版社来出版它。于是，美国小有名气的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就被聘来担任《狼图腾》的英文版本的翻译者。据报端说，葛浩文“这次从美国来中国宣传《狼图腾》，日程紧锣密鼓，而且光是在路上就要花掉60个小时”。报道还告诉我们：“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十分有限。如果只靠翻译，葛浩文一年或能收入五六万美元，或许只有两万。虽是名家，他有时不得不接手翻译一些不感兴趣的作品，为稻粱谋。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葛浩文并不喜欢，但也觉得美国年轻读者可能有兴趣，出版社通过珊迪请他翻译，他没有拒绝。”我不知道他这次受聘翻译《狼图腾》，是不是也是迫于“为稻粱谋”的无奈？
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这也属正常，为此而奉行“送去主义”的哲学，卑辞厚礼地请外国人来合作，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具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和最起码的判断力，要分得清稗草和庄稼，分得清鱼目和珍珠，要弄明白我们给别人送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否则，仅仅出于文学以外的目的，单单谋求市场上的成功，那么，即便它真的在国外创下天文数字的销售记录，也实在不值得骄傲，——不仅如此，我们反倒应该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和不安。
只有真正好的东西，才值得送给别人，而在好的东西还没有创造出来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培养自己创造美好事物的能力，而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过于急切地实行“送去主义”，而是应该谦虚地实践“拿来主义”。与其急于将自己幼稚的“法西斯主义”送去，无如先将人家的成熟的“人道主义”拿来；与其匪夷所思地以狼为师，无如低首下心地以人为师——以人为师，虽不至，亦不远；以狼为师，却是必然要带来严重的后果。《金瓶梅》里的玳安爱说的一句“常言”是：“要好不能够，要歹登时就。”传道君子，可不慎乎？
送去主义，还是拿来主义？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人道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我们严肃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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