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旧事重提为哪般
作者：曹 明
最近却有一位叫王春瑜的摆出一副道学家面貌，对别人的婚姻大做文章。七月初上海某报刊出了一篇悼念王元化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回忆贾植芳的谈话，说贾植芳的人品最好。指出贾对一位老战友，也是一位难友的婚事表示不满，因为双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他大声对之斥责：“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你能这么干吗？”接着王春瑜说：“文坛不少人都熟悉这桩婚事。虽说这是他俩的私事，但是作为文坛名流，二者年龄相差几十岁，难免不被人议论。”作者由此引发他对此事的评价，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生的严肃态度”。
文中未提这桩婚事的当事人的姓名，而且此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但熟悉上海文坛旧事的人都知道，指的是上海文化界中的耿庸与路莘的婚事。这就有必要对这两人先作一番简单介绍：
耿庸，本名郑炳中，1922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祖籍福建漳州。1937年毕业于厦门双十中学高级新闻科。抗战时期在上海及大后方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947年赴台湾，1949年返回上海，担任《展望周刊》编辑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任教。解放后，进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审。
1955年，耿庸因胡风案被长期关押，妻子王皓于反右后投江自杀，遗下子女三人。1966年，耿庸获释，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入牛棚。1969年到奉贤五七干校继续接受批判和监督劳动。1975年—1977年返回上海，当过汽车修理工和扫地工。1977年回到辞书出版社，1979年筹建《辞书研究》杂志工作。1980年获平反。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耿庸青年时代即开始创作，1935年他还是个中学生，就在漳州报纸期刊发表散文、小说。抗战期间更在内地一些报刊上发表通讯、评论、杂文。1945年以耿庸笔名向《希望》投稿。解放后出版文集有杂文集《论战争贩子》、论文集《〈阿Q正传〉研究》。平反后出版文学论文集《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作）、杂文集《回收》、《流火花环和荆棘》、《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逢时笔记》，文学论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等。此外还主编《青年文学手册》（与何满子合作）和《新编美学百科》。
耿庸的作品不论是评论还是杂文，都充分体现出他对文学与人生的深刻的思想与敏锐的见解。鲁迅作品研究以及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是他的重点。早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中，他发现冯雪峰在其《论〈阿Q正传〉》中的观点，与解放前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于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该书问世后，冯雪峰不但没有被他的批评所激怒，而且接受了他认为是正确的批评。特别要提到的是，他与何满子的两次合作：其一，《文学对话》收入耿庸与何满子一个时期中关于文学方面的部分书信，就“现实主义问题”、“当前文学现象”、“鲁迅的论‘国民性’问题”、“胡风文艺思想”以及张洁小说等若干文学命题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对长期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占据绝对地位的庸俗社会学也就是机械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想到两人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讨论时，还正是“文革”结束不久，现在读来就更感到难能可贵。
然而，《文学对话》一书出版后，作者又觉得，这本书虽然正面接触了一些文学上的重大问题，但言论尚欠系统，没有解释各个层面的问题，缺乏从历史到现实做整体的表述，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决定不用论辩方式，而采用正面的叙述，全面的阐释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给青年一代搞一本摆脱旧模式的文学教程式的好书。于是两人再度合作，正好从1983年起，两人都应聘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当时上海一些理工大学为了加强人文科学方面教育，希望编出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的文学教材，邀请他们担任主编，后来就出版了《青年文学手册》这本书。书稿几经折腾，直到1990年底出书。
《文学：理想和遗憾》是耿庸又一本文学评论集，何满子在为该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耿庸的这本书“具有多重意义：存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习，表明实在的火种不会熄灭，呼唤甘耐寂寞的同道和勇敢的继承者……在我，则更有一层，这集子也包含着我们间堪珍惜的友谊”。何满子在序言中还回顾了他与耿庸长期交往中关于文学问题的一些讨论，引用了他的一段话：“所有文学上的各种纠纷，各种争执，不论多么分歧，是非多么纠缠不清，归根究底都是现实主义与各色非现实主义的对抗。”何满子认为“这真是驭繁于简，一针见血”。
《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于1996年出版，这是耿庸近年来的一本杂文集，这本文集里最长的一篇是《枝蔓丛丛的回忆》，详细地叙述了耿庸被打成胡风分子以及坐牢的过程。这篇文章最为精彩的一段是：耿庸在牢房里有一次做梦，梦见了胡风，他坐在审讯室里主审讯员的位子上，一脸严峻，冷冽的眼光直瞪着他，“我满心诧奇，他怎么审问我来啦？他忽然举起巴掌猛击一下桌面，严厉地问：‘你交代！胡风怎么是反革命？’胡风哪点是反革命？我很委屈，我说：‘胡先生，你这个问题我问了不止一遍了，没有一个回答能叫我……’我还没有说完，不知哪儿传出话来：‘一个君王坚持他打个喷嚏欧洲就伤风了；一个君王刚疑心哪个臣民打个喷嚏，他的天堂就伤风了。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意识决定的存在是虚妄的而不是现实的存在，这个意识本身是由它们所处的现实的存在决定的，无论这个意识表现得多么强硬还是多么衰弱。’我从坐着到站了起来，眼光上下四处寻找也没寻找到说话的人，胡风也不见了，我忽然浑身发烫，醒过来了，反复思索怎么会做这个怪梦，一点道理也没思索出来……”
耿庸在这里运用晦涩的文学所描述的梦境，具有荒诞的色彩，而荒诞的梦正是荒诞现实的反映。耿庸以这个充满寓言意味的梦境，体现出他对荒诞年代的胡风事件的深刻反思，令人读了觉得在幽默中又含有沉痛。
路莘是在1984年夏天从上海一所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的。在这里她结识了耿庸，虽不在同一部门，但在同一单位，也算是同事。她也是耿庸许多年轻朋友中的一个。由于耿庸 然一身，有过一段坎坷经历，当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还因他对《辞书研究》的贡献曾是两届上海市劳动模范。因此他不仅受到路莘的同情、尊敬，特别是耿庸对文学的见解，使路莘逐渐与他亲近起来。耿庸也受路莘的真情所感动，二人终于走到一起。
当时耿庸与路莘的婚事，曾哄动一时，引来不少议论，遭到了一些非难。其中包括路莘家人的反对。路莘在其《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这段非凡经历：“在我和耿庸结婚至今的七八年时间中，有远不止一年的时间，我们几乎失去了能够正常工作的条件。婚姻虽只是‘个人问题’，却常因为有背世俗的成见而使当事人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非议，甚至破坏。从我们决定一起生活开始，就注定我们无法避免这一切。只因为他已不年轻，而我却太年轻，尽管这对于我们并不成为障碍。”
为了避免是非，他们俩远离上海，寄居到广州朋友家里。路莘到广州后，经历种种辛苦终于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借此来维持两人的生活。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有人到广州见到耿庸，发现那时的耿庸精神上焕然一新，与先前在上海情形判若两人。这充分表明耿庸结婚后有了很大变化。也就在他们的婚事受到个别人非议的时候，生活在南京的“七月”老诗人化铁获悉这一消息后，欣然写了一首《迟开的蔷薇》表示祝贺，诗中有这样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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